学者郎咸平何咎之有？

　　我对“郎顾之争”一直未予参言，原因是，作为一个普通公众，我对于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些重大话题缺乏起码的学养与底气，实在不敢妄语。作为一家大众传媒评论版面的编辑，我甚至不敢选编此类话题的稿件，尽管其中的某些文章令我拍案叫绝——我承认，这多半是出于感官直觉而非理性思维的结果。

　　然而，9月7日出版的《中华工商时报》中的一篇报道，却终于刺激起了我的发言欲。具体言之，是该报道最后一则短短的“记者手记”让我有话想说，因为它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业话题了。还是先看看原文吧：“据说在国资委内部，已被媒体大肆渲染的‘郎顾’争论并没引起多大的波澜……问题的焦点已经集中在如何去解决‘国有资产流失’上，各方人士也已不约而同地希冀郎教授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他难辞其咎’。国资委的有关人士说。”

　　我对这个“难辞其咎”一说颇感兴趣。何为咎？郎咸平有什么咎？

　　所谓“咎”者，词典上的解释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指过失或者罪过。作为经济学者的郎教授，他对我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出于社会责任、学术良知，还是课题研究甚至“自我表现”的需要，他的做法都无可指责。这也正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于这个社会的责任、义务和自身权利之所在。我们的社会当下最需要的人中，就理应囊括这些敢于直言、勇于碰硬、乐于奉献的苏格拉底似的“牛虻”。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咸平是应该值得这个社会给予足够尊重和褒扬的人，怎么反倒成“咎”了？

　　再说，郎咸平有资格“辞咎”吗？没有。自古至今，纯粹的学术与思想是无所谓咎不咎的，何况是在学术空前自由，思想日益解放的现当代，何况是对重大的社会公共课题的积极建言建议，这又何咎之有？知识分子毕竟不是行政官员；即便他们做了政府的幕僚，也只能对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决不可能决定或改变其根本的走向——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直接的决策者，因此不可能对政策实施的诸种后果负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那么他们有什么咎可辞？

　　具体到“郎顾之争”，迄今为止也仅仅体现在传媒这个层面的讨论当中。至于顾雏军诉郎咸平“诽谤”，那应该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跟国资委有关人士所言之“各方人士也已不约而同地希冀郎教授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无关。作为一位学者，郎咸平对某些占据着主流制高点的国企产权改革理论和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但是否就必须责令他非得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不可？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既能诊断又能上手术台？否则就要向他宣告：你“难辞其咎”？国资委的有关人士的上述表示是不是太过霸道了点？

　　作为相当一级的政府官员，说出这种缺乏“政策水平”的话来，着实有些令人吃惊。如果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么真正“难辞其咎”的，该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