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则消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于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
这一消息对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党建专家叶笃初而言，透露的远不止上述信息。
“新华社发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过去一般就是一句话。这次消息以800多字的篇幅，实际上透露了全会即将通过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决议的大体框架，表明政治局对此早已取得共识。”
令叶笃初感兴趣的还有文中一些表述。“政治局会议就会议决议在会前形成表述，并提前以‘会议认为’和‘会议指出’的语言将其公之于世，这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没有过的事，显示中央领导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考虑成熟。”
党建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十六大以来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黄宗良教授和中央党校党建部卢先福教授。两位知名党史党建专家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20多天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便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又是20多天后，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用了较大的篇幅，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被党建专家称为“执政七谋”。
中央主要领导在几个月内连续多次，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看法，既表明了“执政能力建设”在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程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时期，它被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高度。
自从市场经济大潮摧毁计划经济后，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方式感到茫然。而一些党员干部更脱离了群众，腐败问题严重。
近几年中，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例如世界上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失败，我国遇到非典这种意外和其他灾难性的突发事件，这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增强执政能力的问题。
世界上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现在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过去认为改一下方法和作风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他指出，这需要从整体上来思考和把握执政规律与执政能力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
邓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谈话，嘱托他们“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希望，在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我国各方面工作都能达到成熟定规。
王长江认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意味着党的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开辟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这等于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推进整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表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数年前，王长江在中央党校地厅干部进修班的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学员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王长江讲完后，一个学员立刻表示想谈点看法。只听他用很不理解的语调说：“我对‘合法性’这个用词从感情上很疑惑。难道我们堂堂这么大一个执政党，还是非法的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
事实上，这里的“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术语，意味着公民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权力的信任和认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对一位省部级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讲的几句话至今记忆深刻。
这位省部级干部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体会到，今天从老百姓角度看执政党，有几个“看”和几个“不看”：不看历史看现在，不看说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政绩看败绩。
谢春涛说，现在改革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文革”结束初期：“过去可能只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老百姓对经济、政治、文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于共产党来说，老百姓肯定是拿世界上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这高过任何一个时期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要求。”
王长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制度的合法性。
有专家认为，此次四中全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有望继续深化，对于干部选拔中提名权的问题、差额选举等问题将有望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制度。
“加强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执政能力。”王长江说，“合法性意味着你的执政成本。合法性高，执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认同就高，你的政策老百姓很认同，还没出来他们就悄悄干开了。政策一出来，他更群情高涨，那你还有什么执政成本啊？”
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今年年初，历时13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正式出台，两天后，传出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二审被维持死刑判决的消息。
当即，有评论家发表文章《党内监督条例能否管住王怀忠》，认为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党内监督的法规“缺位”，最重要的还是真正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腐败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的“毒瘤”，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
对于腐败的严重性，谢春涛说：“尽管大部分党员都是好的，但是少量有问题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其在党内占的比例完全不相称，恶劣影响大得多。
此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长期以来党内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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