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理念因而被尊称为“郎监管”，又以仰融的独立第三方出现而深受瞩目，郎咸平为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眼球注意，而当别人提出“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他就跟着唱反调：“企业不能做大做强。”
文/陆新之 图/王旭华（除署名外）
演讲当中的郎咸平是一个身体语言很丰富的人。“好好，特写特写，他的手这样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挪开镜头。”在九龙半岛某电视台录影室里，指导工作人员进行拍摄的专题主编兴奋地叫。而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地曝光觉得“挺好”。2003年春节前夕，郎咸平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交情很深的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啊。郎咸平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谈我深入研究的结果，不可能沦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朋友心有不甘地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老上电视，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变成为评论而评论，到头来会变得失去本来专业的。“哈，我除了研究就是评论，我不怕这个东西能够把我改变，我就是要试试。”郎咸平偏不信邪。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的第一财经，郎咸平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他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一年来，他的学术观点比起以往的一年，影响大了许多。
学术之外还关心什么
在香港，他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飞来飞去的郎咸平说自己几乎每周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搜集信息、做研究。这一间办公室大约只有10平方米，墙上挂着4块世界性学术刊物给他颁发的奖牌。大办公桌上密密麻麻地堆放着文件、资料和报刊。“10年来好像都是这么多东西，”郎咸平笑道：“反正收拾与否都差不多的。”他在这里，已经闭关练功10年了。 当然，一面练功一面出镜的郎咸平没有满足的意思，仍时刻关注每一点经济变化。
长江商学院的一些女生说，郎咸平他好像除了学术什么都不关心，当他听到她们说买衣服和哪里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无聊。
其实在北京，郎咸平会悄悄约上几个海外的教授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去后海或者其它非常中国传统的地方，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小酌。他也唱K，常唱那3首主打歌：《海海人生》、《车站》和《爱拼才会赢》。
郎咸平也不是个不讲究吃、不讲究穿的人。
每次上电视做节目之前，他都会在汽车里面，拿出刚刚洗熨好的衣服换上。而在电视台的化妆室，则是这位桀骜不驯的激情学者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会一声不吭非常配合化妆师的摆布。
有时候，他也颇为善解人意。某天，一个台湾朋友一定要拉他去尖沙咀东部某家台湾酒家吃饭，结果，虽然朋友点了很多名菜，他也耐着性子坐了很久，但是宴席散后出来，他偷偷跟同去的其他朋友说，这个地方，以后千万不要来，实在太不好吃啦！
在香港，他会去尖沙咀各种有特色的酒楼喝茶、吃火锅。见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并且常买一份报纸带上，坐定之后，边聊天边翻，几乎5分钟就翻完，然后将几十版的报纸放在旁边。问他看完了吗，说“我关心的那些信息都看完了”。
曾经有一个出租车司机陈先生是他专门约定的。郎咸平要到市区里面去的时候，就会给陈司机打个电话，让他即来中文大学的教学楼。20分钟后，郎咸平就下楼，飞奔上车。路上，郎咸平会很有兴致地问他，最近城市之中有什么关心的热点，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很多时候还将同陈司机的对话，写入他在香港的财经专栏里面。由律师到内地的机场服务公司，他的交游绝对广阔，而且他听别人讲起他们领域遇到的事情，津津有味，完全没有讲课或者接受采访时候的横眉怒目。当然，娱乐新闻他彻底没有兴趣的。有一次他陪太太看完一个选美比赛回来，连连摇头说那些人实在长得不怎么样啊！
“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学术上一样简明扼要。他从来不避讳谈钱。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明码标价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价钱现在流传是4万元一场。有报刊找他约稿的时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还是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他谈钱的理由有一个到处跟人说的开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有一个严肃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太便宜甚至白送给别人的文章，别人很可能不够尊重，处理起来也不够重视的。”
搬家到了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东部的高层公寓之后，郎咸平为了方便，重新开起自己的奔驰车。号称有30年驾龄的郎咸平，在香港窄小的道路上驾驶得顺顺溜溜。8月底台风袭港的狂风暴雨之中，车窗外能见度极低，而郎咸平依旧笑眯眯地把车开过最繁华的闹市，稳稳地停在家的楼下。
现在郎咸平的住处有160多平方米，正好俯瞰维多利亚海港。今年夏天才入住。“10年前到亚洲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带。现在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打拼回来的。”郎咸平非常感慨。“香港有些八卦周刊的记者搞错了，说我搬到这里来是为了跟内地人显摆，哈哈。其实这完全搞错了。”郎咸平长期抱怨香港社会缺乏文化底蕴，很多人看问题太肤浅太商业，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和很多所谓大众化报刊记者打交道的经验，郎咸平也感到啼笑皆非。“我在中文大学的宿舍，原来就有300多平方米，一样可以看到海。搬到这里只是为了社会活动方便，例如去机场直接就到了啊。但是记者们就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好得不得了。”郎教授苦笑道。所以他虽然在香港做研究，但是更加愿意在内地进行交流和传播，因为“那里学习的气氛浓，整个社会很有活力，我很看好内地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郎咸平的感慨来自他在内地频繁的学术活动。他觉得自己的潜力正在一个庞大的空间得到发挥。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一位教授讲的是“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郎咸平讲的是“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主持人事先看了看两个人的题目，和郎咸平商量，能不能改一个题目，郎咸平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不改，坚决不改，就讲这个，要不就不参加了!”前面的教授讲如何做大做强，后面郎咸平紧跟着完全否定，他的口才与激情完全盖过了对方，郎咸平相信，在内地，他提出的问题真正能够得到重视，他才能放言将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社会分享。 对于其学术有高度评价的美国，郎咸平坦言，今天已经很陌生了，因为对那边已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回去的。甚至一辈子不回去也没有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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