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涉及到产权改革这个核心问题，还是在原来计划经济框架内实行的改革，那就不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了，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导向了
——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特级教授王珏
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引发的国企改革争论，已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支持者有之，驳斥者也有之，他们都泾渭分明、互不相让。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已近20多年，但经济学界有关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法人》就上述的有关问题采访国内最先提出改革国有经济、盘活国有资产的“国退民进”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特级教授王珏。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王珏教授已年近80岁，但精神矍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就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一直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着孜孜以求的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他提出的许多观点总会引起争论，甚至是责难，但经过一番实践，逐渐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有的还上升为国家政策。
1978年，王珏对我们长期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提出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迈入被视为禁区，而经济改革又必须涉足的理论领域。1980年，王珏教授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应进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王珏的理论贡献最终成为国策。不久，王珏教授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并将研究的课题放在当时改革的代名词“承包制”上。经过广泛的调研和严谨的分析，他提出是股份制而不是承包制是国企改革的方向。1987年，他更是首先提出要实行“法人财产权”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观点，当时不少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提倡私有制，王珏教授因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写入文件，这一争论才暂告一个段落。1991年，王珏教授又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应通过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并在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上进行讲解，有人责问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怎么会容忍自由化泛滥，幸好副校长苏星引用马列原著为其解围，而邓小平南方讲话更加激发王老的信心。
王珏教授十分关注国企改革，他提出国企改革应遵循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外围后攻坚的思路，国有资本应集中、“抓大放小”，这些观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大正式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写入了文件。他还认为国有经济是特殊的形式，民营经济才是一般的形式，他提出的“现代公有制论”、“劳者有其股论”、“民有民营经济基础论”、“国退民进论”都如重型炸弹在经济学界激起震撼。
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
作为国企改革的权威人士，王珏教授密切关注最近有关国企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郎咸平教授通过几个个案就得出“国退民进”已经成为国企和民企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方向根本就是错的、应该立即停止的结论很不以为然。他委婉指出郎咸平教授把国企改革过程中个别的现象普遍化，战术的问题战略化了，把那些可以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扩大成难以克服的、本质的、固有的东西了，当然就会涉及到国企改革的方向性的论争了。
王珏教授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已经探索了十多年，从经济学界到决策者大部分已经达成共识，改革的实践也证明这个方向是对的，这是因为国企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产权主体单一化为基础的，产权集中到中央，国有经济在城市特别在工业里，几乎无所不包，不管是什么行业、不管什么领域、不管是大小企业，这种国有经济单一产权过去好像也搞交换、搞流通，但是那种交换只是形式上的交换，不外是“从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实质上并没有产权上的变更，因为真正的交换是产权的交换，是所有权和占有权的交换，如果对这个产品没有所有权和占有权，那么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交换。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交换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的交换。过去由于产权不多元化，是单一的，那么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市场经济的产权是多元化的、分散的，自己是投资主体，可以自行决策，这样才能交换。因此进行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是市场发展的要求，只有改变计划经济的基础，才能够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王珏教授强调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产权结构多元化，如果说产权改革不重要，国有企业改革不涉及到这个核心问题，还是在原来计划经济框架内实行的改革，那么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就不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了，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导向了。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有学者把管理和产权改革对立起来，只重视企业管理，不太注重产权改革。其实企业管理要有一个前提，即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管理。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也强调管理，但是我们忙活了几十年，国有企业效率还是越来越低，因此产权还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是效率问题，产权问题不解决，光强调管理，也很难提高效率。当然，管理应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不了，提高不了效率问题，管理就是一句空话。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要转到城市为重点，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多数人认识到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这就基本上确立了国企改革的方向。
国企改革方向的选择也经过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一开始提出要放权让利，后来又提出利改税、两步利改税，接着又提出承包租赁，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承包制是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并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后来经过研究，表明承包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涉及到产权方面的改革，即把产权包给经营者，或是租给经营者。由于承包的每一个企业都不同，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管理制度。实践证明，承包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寻找一个真正适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企业制度。王珏在1987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用现代企业制度代替承包制，而现代企业制度核心问题就是改革产权制度，建立新的产权制度。王珏教授还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要求，即财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统一的责任公司。
十五大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也就是在产权问题上国有经济要集中在几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其他领域让民营经济进入和发展。十五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国有经济要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资本要集中到安全性、资源垄断性领域，以及经济命脉和高新技术领域。到十六大又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两个毫不动摇”，提出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产权改革也越来越明确，强调除了及少数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都可以吸引多方的投资主体参加。
劳动力产权是最深层次的改革要求
王珏教授指出，产权改革不仅是物权改革要多元化，还必须承认劳动力的产权。不承认劳动力的产权是用雇佣劳动力制度的特征，劳动者就没有财产，因为它不拿利润。工资只是用来消费，广大劳动者永远是无产阶级。因此，在雇佣劳动力制度下，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联合劳动制度，就要承认劳动者劳动力的产权，承认劳动力是一种投资和生产要素，都能分享利润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所谓联合劳动制度就是联合投资，有物质资本可以投资，有劳动力资本也可以投资。最后发展成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投资。劳动者不仅有劳动力的投资，还有其它的投资。金融资本有了，就可以再投资，一个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资，一个是物质资本的投资。所有劳动力都可以做到两种的就是联合劳动制度，就是恢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在社会发展成果基础上，承认劳动力的产权。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联合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劳动制度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因此，产权的改革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王珏教授忧心忡忡地说，当前，阻碍改革的最主要的口号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他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国企产权转让的价格得由市场来决定，现在通常按净资产算，而现在许多中小型国企的设备已经落后或者没有什么效率了，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设备不仅有物质磨损，而且还有精神上的磨损，有新技术出现了，原有的就不值钱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还是一个糊涂的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教授就提出，国有资产应该有一部分拿出来补偿给职工。职工在国有企业干了两三代人还是只拿工资没有分享过利润，国有企业按净资产三分之一返还给职工，三分之一作为社会保障资金返还给劳动者，还有三分之一是国家的。劳动者还包括农民，因为用剪刀差的办法把农民的剩余劳动转移到国家的手里，也应该返还一部分。
他一直坚持国有企业应返还一部分给职工，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返还办法，如买断工龄买断身份等。当然，根据企业经营情况不一样，返还也不一样，这不应归类于资产流失。现在好像职工一持股就叫嚷国家吃亏了，国有资产流失了，这还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和内涵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了推进改革，为了使企业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拿出一部分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那不叫流失。如果什么都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国企改革就不能搞。国企改革要引进资金，一方面要引进外资和战略投资者，另一方面应该支持内部职工持股。也就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进行折股，由职工来购买。职工成为股东，他的积极性必然会提高，就会想方设法把企业效益搞上去，这才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所以改革的攻坚战，一方面就是产权改革，就是要恢复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一方面是处理好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一个是深度问题，一个是广度问题，而恢复劳动力产权是最深层次的改革要求。
改革的利益主体是谁
王珏教授对《法人》记者说，任何改革都要明确为谁的利益改，依靠主体是谁。要推进改革，就要使广大劳动者要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就会激发无穷的热情和创造力。王珏1947年就当过县委书记，他以切身经历说明，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贫农支持革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解放。在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顺利，也是广大农民支持的结果。城市的改革一直难以推进，就是没有依靠对象，光靠政府改肯定不行，必须依靠企业的职工才能改，就是让他们成为利益的主体，他们得到好处才能改革，才能把成果和好处保护下来。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而且面临下岗、失业问题，生活没有着落。很多人都反对改革，根本问题就是依靠对象不明确，利益主体不明确。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不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出发点。我们的改革是要财富分散，搞市场经济要使财产分散，开放就是流动起来，王珏动情地说。
“用垄断的办法集中财富是不公平的”，王珏指出，不仅社会主义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也反对垄断。美国有反垄断委员会，我国以前主要靠行政垄断，使财富集中。政府职能转化了，国有企业改革彻底了，反垄断法才会出台。当前，反垄断法迟迟不能推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得都不愿改革，都想使之保存和扩大。如最难改的就是车改，政府用车一年要花几千个亿，造成很大浪费，有的地方甚至乡长镇长都有专车，要想改这个就非常难，因此到现在都改不了。还有历史包袱也是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企业包袱太重，办社会，办后勤，负债太多，很多国有企业的债务都超过了净资产的50%，形成了银行许多不良资产，这些债务光靠企业自身很难偿还。
王珏教授最后对记者说，郎咸平教授所列举的现象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那只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本质的东西，不能以此来怀疑改革的方向，要解决一些暗箱操作和违法行为，一要靠立法，二要靠监督。如尽快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法》，使国企改革在阳光下进行，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王珏简历
王珏(原名邹绍臣)，1926年5月生，辽宁省辽中县人，中央党校特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9月参加革命，担任过辽宁省辽中县委武工队长，上海锅炉厂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50年7月组织推荐考入中共中央党校，1953年底留校任教至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社长等。并担任深圳市、长春市市政府高级顾问，华东工学院、上海财大、河南大学客座教授，深圳三九集团高级顾问，《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杂志编委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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