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农村劳务输出最前沿奋战了8个年头，用辛勤和汗水使宜昌9700多名青年农民，成功在大上海务工就业。
掌声响起来，热泪涌出来。在宜昌市夷陵区“七一”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上，他的事迹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
他就是该区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驻上海联络处主任黄文松。
1997年春，作为三峡工程所在地的宜昌县（2001年撤县设夷陵区），是国务院指定的上海市闵行区重点对口支援单位，双方约定：宜昌县在闵行区设立联络处，输送三峡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上海就业。
时年35岁的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文松，被派驻上海担任联络处主任。他第二天便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他对送行的领导说：“等着我的好消息。”
黄文松直奔闵行区劳动局。局里给他挤出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做卧室、厨房兼办公室。
人生地不熟，黄文松买来一辆旧自行车，拿着抄来的企业名册，开始了四处推销农民工的征程。
一个星期，跑了40多家企业，人累倒了却一无所获。躺在床上，黄文松冷静地思考着：不是企业不要工人，而是企业不了解我。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天，黄文松第3次来到恒诺微电子有限公司，门卫告诉他人事部经理在医院照料他生病的父亲。
黄文松眼睛一亮，问清医院地址，买来一篮水果、一束鲜花，立马赶到了医院。这位经理既惊讶又感激，但对招工的事只字不提。黄文松正琢磨怎么入题的时候，“对不起，公司有急事”，一个来电把这位经理叫回公司去了。
整整五天五夜，黄文松陪伴在这位患严重风湿病的老人身边，帮他削水果，递茶水，买饭喂药，背他上厕所……老人康复出院那天，黄文松却因重感冒住进了同一家医院。
这一次，轮到那位经理来看黄文松了，同样是一篮水果、一束鲜花，不同的是带来了32个用人指标。
1997年5月14日，32名三峡农民工走进了大上海，走进了恒诺微电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黄文松终于敲开了上海劳务输入的大门！
按常理，把农民工送进车间，黄文松的使命随之完成，但黄文松没有这样做。
他深知，要让农民兄弟从炊烟袅袅的田园融入车水马龙的都市，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去年7月，刚进迪比特电子公司务工不久的女青年刘静芳突然发病，晕倒在地。闻讯赶来的黄文松把她送进医院。“急性脑炎，需立即做手术。”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黄文松。
黄文松毫不犹豫地垫付上3000元手术费，直催医院尽快手术。
当医生把手术单递给黄文松签字时，他愣了：签字是要负责任的呀！望着远在上海、独在异乡的小刘那苍白的面孔、满头的汗珠，听着她痛苦的呻吟，“我不签谁签！”一种责任的力量在黄文松心中涌动，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非常成功。康复的刘静芳重返岗位，黄文松的心里比蜜还甜！
农民工一般年纪轻、阅历浅，没见过大世面，往往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黄文松的工作日程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帮助农民工维权。
2002年5月，在善达金属制品公司务工青年刘荣，因替同事操作车床，被轧掉一个手指头。公司以小刘串岗为由拒绝作工伤处理。
黄文松到劳动部门咨询，到律师事务所求教，先后6次上门与公司交涉，搬法律、论合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公司终于认定为工伤，支付给刘荣6500元工伤补助费。刘荣感动地说：“在举目无亲的上海，黄主任是我们的贴心人！”
黄文松无愧于农民工，无愧于大上海，却有愧于远在宜昌的家。当黄文松走进上海时，儿子才读小学四年级，如今高中快毕业了；当黄文松领着女工高桂芳辗转上海各大医院诊断病情时，他妻子正带着生病的儿子赴北京、到济南求医问药；当黄文松跑前忙后安顿又一批刚到上海的农民工进厂时，胃癌晚期的母亲叫着黄文松的名字走了，等黄文松赶回家中，见到的是挂在墙上母亲的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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