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鄢烈山专栏
10月6日，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3000多名员工，因不满薪水太低，竟集体上街堵路，以致整个福田区的交通瘫痪数小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谁乐意出现这样的事件与场面呢？过往的司机与乘客不乐意，市、区政府不乐意，被迫“出场”亮相的电子厂负责人肯定也不乐意；那么，上街堵路的3000多名员工呢，他们为何要这么“闹”？
报道说，一位被堵在北环大道一长途客车上的乘客陈某极为不满地说：“员工们向厂方讨说法，应该在厂里与厂方谈，不能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把所有怨气都带到道路上来，让一些无辜者也遭受痛苦。”这位陈先生／女士的说法太轻飘，完全是隔靴搔痒。他们上路可不是为了发泄一下怨气，是以打断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迫使政府和公众关注他们的要求，是“劫持”包括您在内的“无辜者”的利益做筹码，迫使厂方或政府“出牌”。员工们上街堵路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行为，但他们并非不懂得“应该”怎么做，您怎知他们未曾“在厂里与厂方谈过”？厂方要是讲理就不会对员工们这么狠：“每个月只给员工底薪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钱，且不包吃住”。
劳资矛盾发生了，互不相让，应当怎么办？在我国的现行体制内，在法律没有赋予罢工权的条件下，职工维权按理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工会出面，代表员工集体与厂方交涉。不知该厂有无工会？如果该厂没有，该厂所属的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有没有工会？工厂、公司若无工会，所在的福田区的总工会能否过问？也许电子厂的员工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找工会。那么，工会组织有责任反省一下，员工们为什么不通过工会依法维权，工会如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为化解社会冲突尽职？
第二条路是找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依法督责乃至仲裁。这两条道路都不通，可上法院起诉厂方。电子厂的员工们在没有尝试第三条路的情况下就上街堵路，即并非被逼得无路可走就上了“梁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同情大打折扣。但是，现场的员工告诉记者，第二条路他们是“走”过的，“向厂方和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但一直未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多次”是多少次，也不知“一直”有多久多长，但据常理推测，“多次”反映，“一直”未解决的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否则，不可能激起3000多人的怨愤，一致采取集体堵路的过激行动。
报道说，深圳市政府一位处理现场的负责人表态，市、区两级政府将继续关注此事，首先，对讨说法事件展开调查，如果员工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将对工厂相关负责人进行严厉处罚；其次，对于此次事件中的恶意滋事者，公安机关也将予以查处。查处这两方都是必要的。然而，我看最应当调查处理的是劳资双方之上的第三者：政府“有关部门”，说明白点，就是劳动监察部门。他们的辖区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每天要工作12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薪水这么低，收入水平比不上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服刑人员；在这天下午的谈判中，员工们提出月工资不得低于610元，这个要求不正是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今年5月8日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吗？为什么劳动监察部门对厂方严重违反《劳动法》的问题视而不见，连本部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督促执行？须知，这是一个有数千人的工厂而不是哪个旮旯子小作坊存在的问题，莫说电子厂的员工们“多次”反映，就是不上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也有责任劳驾移步“下去”问一问的。我们没有证据说劳动监察部门被厂方“搞定”了；但即使没有枉法、渎职，也有“不作为”、玩忽职守之嫌，理当受到严厉查处。出事后问责，岂可漏过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政府劳动监察部门？
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不可等到出了乱子再不惜一切代价去“压倒”，而是要将保持社会“稳定”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消除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曲突徙薪，将一切隐患(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因此，维护稳定与依法行政、与“情为民所系”应当是有机统一的。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无辜”的过往司机、乘客和市民说一句：我们作为该厂劳资冲突的局外人，真的就完全无辜吗？我们作为他们存在和行为的社会环境，平常对身边不公不义不法的现象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如果采取的是隐忍、纵容的态度，助长了某些人不义不法的狂悖，从而构成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那么，我们在某个时候为不义不法的行为所牵累，那就多少有“报应”的意味了。
(作者系著名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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