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黑枪

　　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今年4月开始的全国缉枪行动绝不过分。公安部有关人士向《新闻周刊》透露：仅在行动开展的头一个月里，各地警方已集中处理枪支近40万支。

　　专家指出：“暴力本来应该由国家垄断。但由于枪支泛滥，导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生长，以及农村宗族势力的庞大，国家暴力垄断开始被打破。这会让公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人们有事不去找政府机构，而去找黑社会、找宗族长摆平。如果任凭其发展，总有一天会威胁到国家政权。”

　　黑枪40万

　　首钢总公司第二炼钢厂2号转炉，成为北京市18000多条非法枪支的最终归宿。5月10日，当钢水吞没了堆成小山般的小口径步枪、猎枪、气枪以及各式自制枪支时，一位炼钢工人惊异地张大了嘴巴：“真是不敢想象，我们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黑枪！”

　　一次大规模收缴非法枪支的行动，正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

　　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始于今年4月18日的缉枪行动绝不过分。公安部有关人士向《新闻周刊》透露：仅在行动开展的头一个月里，各地警方已集中处理枪支近40万支。其中云南销枪40000余支；河北销枪50000余支；安徽销枪20000多支；黑龙江销枪8000多支。

　　与此同时，天津、新疆、河南、宁夏、贵州、江苏、山东、广东、陕西、四川、青海、海南等省也集中销毁了大量非法枪支。

　　“目前，缉枪治暴专项行动正向纵深开展，各地市公安机关将继续销毁非法枪支。”这位公安部官员说。

　　6月下旬，四川绵阳市成功地销毁了14700余支非法枪支和2000余枚军用炮弹；甘孜地区销毁85000支非法枪支，子弹164815发；

　　6月25日，湖北宜昌市销毁枪支23000多支，炸药近20000公斤；

　　7月2日，江西分宜，集中处理各类枪支138支，子弹290发，收缴炸药117公斤，雷管678枚……

　　在中国版图上，黑枪已无空白点。

　　枪支与死亡

　　10年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何家弘教授前往美国。当芝加哥警察局首席侦探（相当于中国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汤·森德听说“中国警察执行一般任务不带枪”时，惊讶地对何家弘说：“真是不可思议！在我们这里，警察睡觉都要把枪放在枕头下面。因为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枪，枪支犯罪是困扰美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但在中国，目前枪支犯罪率很低。”何家弘解释说。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汤·森德一笑，“说不定，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你们明天的问题。”

　　“真的被他言中了。”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何家弘有些无奈地说，“今天，用泛滥两个字来形容中国非法枪支的状况已不过分。而枪支泛滥的第一威胁，就是公民人身安全。”

　　今年4月14日，被称作新中国刑事第一大案的张君团伙杀人抢劫案，分别在重庆、常德开审。

　　张君团伙共同实施抢劫、故意杀人22次，致使28人死亡，20人重伤。而在这背后，是他们“强大”的武装——手枪10支；各种型号的霰弹枪近30支；子弹上万发；美制手雷几十颗。专家说，用这些武器装备一个加强排完全没有问题。

　　如此火力，不仅让普通百姓为之焦虑，同样威胁到警察的安全。这是枪支泛滥造成的另一严重恶果。四年前，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以“每天都有流血牺牲”，来形容一线干警的艰辛——据统计，当年中国一共有360多名公安人员殉职。而在2000年，牺牲的干警已经超过500人，专家说，这和持枪犯罪的增加不无关系。据了解，这次缉枪行动中，山西、湖南等地已经有近10位民警身亡或负伤。

　　正在对缉枪进行追踪调查的谢林，以“习惯性、连续性”来描述枪支犯罪的特点。“因为手中有枪，不法分子的腰杆硬了；因为手中有枪，他们想做大活儿了。因为手中有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在成长。而且，持枪者普遍年轻且素质较低，其中70%的人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缺少理智的约束让他们作案时更加不计后果。”

　　危及社会

　　人大法学教授何家弘，还指出了枪支失控导致的更深层次问题——地方恶势力对抗国家机器乃至危及政府及社会。

　　黑社会团伙向当地政府“叫板”，《新闻周刊》记者在四川成都一带采访时已有耳闻。“警察的枪没有黑社会的先进，所以被人家打跑了。”这在当地是一个真实的笑话。而江西某村村民，则把来村进行“三讲”的干部赶跑，进而对抗进村执行公务的几十名警察。“好危险呐！”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地一位警察说，“老乡攻击我们，撤退时我的鞋都跑掉了一只。”村民们敢如此造次，同样仰仗村中藏匿的大量枪支。

　　“暴力本来应该由国家垄断。但由于枪支泛滥，导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生长，以及农村宗族势力的庞大，国家暴力垄断开始被打破。”何家弘分析说，“这会让公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人们有事不去找政府机构，而去找黑社会、找宗族长摆平。如果任凭其发展，总有一天会威胁到国家政权。”

　　黑枪源头：自制与走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察战训系主任谢林副教授，将枪支流落民间的途径归结为以下四种——自造、走私入境、兵工厂等处流失、歹徒偷盗和抢夺所得。

　　6月13日，《新闻周刊》记者暗访下袁——隶属江西丰城的一个自然村。该村曾经以集资打造“地下军火库”而闻名远近，丰城警方在村中收缴的40多支土铳、100枚手雷，均为下袁人自制。

　　丰城警方知情人士称，自制枪支弹药在丰城一带屡见不鲜。除下袁、张洲等村庄外，一些工厂也充分发挥“便利条件”，加入到造枪队伍中。去年，丰城某矿物局下属机修厂的一名车工，就因加工枪管被捕。

　　而在西北一些地区，制造枪支尔后倒卖赚钱，甚至发展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支柱。由于造枪原料简单，无非是些钢管、木托、弹簧之类，而利润又可以达到200%，足以让从事这一行当的人乐此不疲。

　　谢林说，自制武器是目前枪械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但也有其“弱势”——由于手段落后，造出来的土枪土炮难以满足一些人的“特殊需要”。为获取先进武器，不法分子开始走私。

　　在与中国接壤的缅甸、越南等地，军用枪的管理十分松散，这无疑给走私枪支提供了便利条件。4月15日晚，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瑞丽边防检查站官兵经过四昼夜设伏堵卡，发现在中缅边境83号界碑下段100米处，有两人携带两袋物品偷越入境。边防官兵迅速出击进行围捕，在两个袋子中查获军用手枪48支。据统计，这个边防总队已缴获走私入境的各种军用枪支57支、仿军用枪支41支，子弹800多发。其中，先进的折叠式微型冲锋枪不在少数。

　　管理不善也成为枪支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军队、警方、民兵、银行等允许持枪的地方，都有过枪支丢失事件。尤其是民兵系统及一些地方武装部，对枪支的控制意识较弱，又没有像公安部门那样建立严格的枪支登记记录，导致事故屡屡发生。而一些运动枪生产厂也是不可忽视的“黑枪”源头——有人从厂里买出枪，尔后很轻松地打通枪膛，发令枪就变成了危险的杀人工具。

　　与上述三种流失方式相比，因偷盗或抢劫流入社会的枪支数量较少。但由于其过程充斥着暴力与血腥，往往更为引人注目。今年发生在甘肃的“5.22”暴力袭警抢枪案，造成两名干警牺牲，7人受伤，一支“六四”式手枪被夺走；山西省太原市今年3月9日发生的袭哨抢枪案，致使哨兵后脑重伤，一支81式自动步枪及6发子弹(其中一发为空爆弹)丢失。而家住云南伏家营的祖贵均、向书成等人，竟然翻进了当地派出所，窃得“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6发……

　　枪：同样升级

　　枪支导致犯罪升级的同时，用于犯罪的枪支也经历了一个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

　　张君团伙所使用的武器便是例证——

　　1991年6月25日凌晨，张君提着一桶汽油和一支短枪，前往经过多次踩点的津市市一香烟店准备实施抢劫，被店主发现。张君在慌乱中开了一枪之后，在夜幕中逃离。这是他首次作案，所用的枪为自制火药枪。

　　1994年，张君从云南省砚山县平原街田新办事处的无业人员纳波手中，买得了第一支真正的手枪。不久，他又从云南中越边境河口一个开理发店的老板阿明手中获得第二支枪。

　　“从云南买到第一支枪的当夜，我搂着枪，一夜都没有睡着。”张君在接受采访时称。

　　此后，张君从中越边境一个越南女人莫金英手中购买了10支手枪，几千发子弹和一颗美制手雷。

　　到了1999年上半年，张君为了实施更大的抢劫计划，通过关系，以每支4500元—5800元的价格，从资江机器厂购得各种型号的霰弹枪23支；以每发4—5元的价格购得子弹2000余发。

　　随后，张君又计划购买高射机枪和榴弹炮。因为关系人的活动能力有限，这才作罢。

　　河南许昌黑社会老大梁胜利团伙，同样演绎着一个从玩土枪土炮到洋枪洋炮的过程。对此，许昌警方一位人士做了这样的描述：

　　80年代初，当梁胜利还是一个小喽罗时，他的“老大”徐保明与另一团伙拼打，完全是用刀、棍。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1985年后，梁胜利团伙已经开始到东北一家兵工厂买枪，但买的是小口径的运动发令枪。回来后，他们打通枪膛，作为武器。到了90年代，猎枪等滑膛枪开始出现在这些人手中，但由于滑膛枪射程近，很快被威力巨大的来复枪代替。在破获梁胜利团伙时，我们缴获了10多支五连发、七连发来复枪。

　　在预审梁胜利的地方，《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梁随身携带的白郎宁手枪。这支手枪有12连发的功能，其先进程度国内少见。

　　“武器升级与犯罪升级，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一位刑侦专家分析说，“威力强大的武器为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持；为了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法分子又会通过种种手段，获取更先进的武器。如此循环，螺旋上升。”

　　运动不足以治枪

　　1996年10月1日，中国《枪支管理法》正式实施。其中第39条规定：违反本法，未经许可制造、买卖或者运输枪支的，依照刑法129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41条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携带枪支入境、出境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其他类型枪支违法犯罪的处罚，在这部法律中也有着严厉的处罚措施。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有关枪支管理的法律健全而且相对严格。”何家弘分析说，“所以，目前中国枪支泛滥并非立法不力导致，而是出在管理层面，并和社会大环境有关。”

　　这位刑法学专家说：由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为了利益，人们往往忘记一切。一些地区造枪成风，是当地的管理部门不知道吗？非也。是地方保护主义不让管。因为造枪买枪可以给地方带来经济利益。

　　何家弘同时对目前的缉枪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不是运动和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最后造成的结果往往是，运动一开展，警方开始花大力量整顿非法枪支；而运动结束了，缉枪又坐上冷板凳，这就会导致执法的不正常。而且如果运动搞久了，又会让参与者发“皮”，失去应有的意义。

　　但何家弘认为，比较美国等国家，中国禁枪的前途更为光明。与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情结相反，中国人受集权和集体主义的影响比较深，更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而不是自己拿起枪和入侵者对着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枪支的管理相对容易。当然，禁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本刊记者/吴晨光 摄影／姜晓明

　　丰城“地下军火库”揭秘

　　打开紧紧缠绕的链子锁，推开沉重的大铁门，枪出现在《新闻周刊》记者的面前。

　　枪，各式各样的枪。银白色的仿“左轮”，乌黑色的仿“六四”，长短不一的猎枪。还有被一位资深干警称为“暴力王”的五连发来复枪——30米之内，可以一弹在人身上穿出个脸盆大小的洞。

　　此处——江西丰城公安局一间封闭的储藏室里，整齐地码放着警方在缉枪制暴行动中猎获的成果。

　　向记者介绍缉枪情况的干警手中，持有丰城小港镇下袁村干部袁新平等人涉枪一案的调查记录。这位公安称，此案是丰城地区涉嫌买卖制造枪支的最典型案例。警方收缴的来复枪，便来源于下袁村。

　　而当地一知名媒体，则将隐匿枪支的下袁村袁氏祠堂形容为“地下军火库”。

　　据丰城警方介绍，下袁村制造枪支始于五年前。1996年，下袁人与邻村梅岗（音）村民已经多次发生冲突。屡屡的争斗中，下袁村始终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这在注重宗族势力的乡村，无疑让下袁人的颜面扫地。

　　他们想到了火器。枪——这种能于数十米外伤人的东西，在打斗中的威慑力不知要胜过刀棍多少倍。何况在解放前，下袁一带就流传着制作土枪的工艺。

　　村中的一些“谋士”找到了村官袁新平，建议集资买枪。

　　在警方提供的资料中，记者查到了袁新平的档案：男，1970年生，初中文化。曾任村民兵营营长、村委会副主任、主任。当他成为下袁村一把手时，只有25岁。

　　但袁新平这颗年轻的心，却同样跳动着浓厚的宗族观念。1996年，村中的一些老人建立了带有宗族色彩的老年协会，他答应了，并每逢年节都组织祭祀活动。而后，他又号召族人集资5.6万元，建起了用于供奉宗祖的袁氏支祠。

　　集资买枪的方案，得到了以袁新平等村委会成员的支持。为此，下袁人还特地召开“家族会”，决定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人出40元钱，并限定时日上交。集资过程中，袁新平等人颇具“风范”，带头执行。而有的贫苦人家连子女读书都没钱，却迫于压力不得不借债交款。

　　全村1010多人，最后一共筹集买枪款4万多元。

　　有了钱，村中三次派人到丰城某矿物局及南昌等地，购买无缝钢管、火药，先后制作土铳42支，手雷100枚。

　　丰城公安局一位干警向记者讲述了土铳的打制过程——先将无缝钢管一端打扁，固定在木制枪托上；尔后在钢管下端钻一个圆孔，放入扳机；开枪前，在枪膛内塞入火药及引信。扳机与枪膛的摩擦会产生火花点燃引信，进而产生作用力将火药推出。

　　由于土铳威力有限，袁新平又派人购得猎枪两支，五连发来复枪3支，子弹400发。平时，这些枪支被刷上桐油，隐匿在袁氏支祠中。

　　手中有枪的下袁人更为桀骜不驯，他们的攻击矛头开始指向政府。村中有人抗税不交，有人抵制计划生育。市镇干部进村做工作，带来的被褥被村民扔出了屋子。发展到2001年春节前，“三讲”教育在下袁都难以进行。

　　获悉情况后，丰城警方意识到事态严重。2001年2月25日晚，他们调集人马突袭下袁村，将涉枪犯罪嫌疑人袁新平等11人缉捕归案。

　　但这次行动中，枪支依然未被缴获。“阻力好大的啦！”丰城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回忆说，“得知我们抓了人，下袁村村民眼睛都急红了，如果那时强行收缴会死人的。”

　　在当地政府的派遣下，30多名镇、县干部自三月份起开始进驻下袁村，对村民进行说服教育。这些干部大部分是下袁村人，与村民的沟通相对容易。在干部们的协助下，4月16日，警方成功起获了“地下军火库”中藏匿的所有枪支。

　　4月20日，丰城人民广场。市公安局召开了公捕公判大会，宣布以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罪，将袁新平、袁虎仔、袁兴发等人进行逮捕。雨中，丰城市数万群众目睹了这一幕。

　　6月12日，当《新闻周刊》记者赴丰城采访时，此案开庭在即。一位知情者向记者透露：根据《刑法》第125条，“三袁”至少要在监狱中度过10个春秋。

　　这位人士还说：丰城枪支的源头，主要是湖南省萍乡、长沙、易阳、常德。在这几个地方，有着一些管理松散的兵工厂。而丰城某矿务局的一些不法分子，则充当“倒爷”——从湖南买枪，再转手卖给当地人。

　　枪支交易的地点异常隐秘。长沙市郊某立交桥下，便是经常买卖的一个窝点。枪贩们为了安全起见，一般先在远处望风，等买枪人来后，再临时通知变换地点。有时候，交易地要更改四、五次之多。警方人士说，这种狡兔三窟的反侦破手段，为打击枪支犯罪增加了不少难度。

　　本刊记者/吴晨光 摄影／姜晓明

　　枪：成本与利润

　　按照《枪支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制造枪支和贩卖枪支者将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超乎寻常的暴利，让枪贩子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据警方有关人士介绍：一支单管猎枪，出厂价大约是2000-2500元，但最终能卖到8000-9000元的高价；而一支出厂价在4000-6000元的来复枪，倒手几次后会升值到1.3万元人民币。

　　宗族观念和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令一座村庄成为“枪庄”

　　探访下袁村

　　若非亲眼所见，绝难想象枪支和暴力会在一个如此秀丽的村庄中生长。

　　这是一派江南仲夏风景——河塘交错，莲叶田田。碧绿的稻田中，几群白鸭点缀；车辆过处，不时有苍鹭惊起。所有的景色又笼罩在烟雨中，宛如一幅手法细腻的水墨画卷。

　　青砖灰瓦勾勒成的下袁村，坐落在水墨画中间。正值早饭，村中几缕炊烟袅袅升起，为画卷又增加了几分人气。

　　枪支就隐藏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自从手中有枪之后，热衷械斗的下袁人更是有恃无恐。与别人发生口角时，他们动不动就说：“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今年二月，丰城公安调集60多人来此捉拿制枪嫌疑犯，但迫于下袁人的凶悍没能进村。最后，警方采用将犯罪嫌疑人“请”到镇里开会的计策，缉捕行动才得以成功。

　　“这里还有人会‘五把钱’的功夫！”出租车司机的话又给下袁村平凭添几分神秘。“那是一种点穴功，打到你身上会留下五个手指印，让人受内伤。厉害得很呐！”而在目前，下袁制枪买枪案开庭在即，当地人对“枪”更是敏感。

　　记者在村东口下了车。在这个与丰城市相距10多华里的偏僻之地，两个不速之客的出现，给村中激起一层波澜。几分钟后，村头那家屠户门前就聚拢了二三十人。人们玩弄着割肉的钢刀，朝记者行进的方向指指点点，并目不转睛地盯住记者背上的相机。

　　藏匿大量枪支的袁氏支祠已经近在眼前。祠堂由青砖砌成，红色廊檐，比村民居住的房屋高出一倍。

　　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这时贸然拍照，无异于把自己推下火坑。记者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走到离祠堂最近的一户住家门口，向坐在这里乘凉的一位老太招呼道：“大娘您好！我们是北京的学生，来考察这里的建筑。”

　　“是来看我们的房子吗？”一个男声接过了话茬。话音未落，一位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的老头从屋中走出。

　　老人名叫袁生根，74岁，是下袁村的宗族首领，自称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听记者夸赞袁氏支祠盖得很有特色，袁生根面露笑容。他将记者让进屋内，热情地端出一碗水。记者接过粗瓷大碗一饮而尽，随手递回一支香烟。

　　记者的爽快再次拉近了与袁生根的距离。他先把家人一一介绍，又谈到村子的历史：“三国年代，这里是吴国的地盘。传说武圣关公征战时，曾经在下袁村一带驻兵休息。”

　　“听说这里有人会‘五把钱’点穴功？”记者问道。

　　“以前确实有，可惜到我这辈就失传了。”袁生根说，“但尚武精神还在，我从十几岁就开始练武。”

　　老人走到屋子中间，稳稳扎了一个马步。尔后左手由拳变掌，朝左上方快速拨出。同时右步后撤，右掌向右下方拨出。他举手投足非常敏捷，完全不像已经年过古稀。

　　“这是祖传的招数。”袁生根解释道，“当年我学的时候，老辈人就告诉我，这一退一拨可以避开敌人的拳头——我们这里的人从不主动出手伤人。但如果谁要欺负我们，就用这招——”他已经撤回的右脚突然向前迈了一步，尔后右掌猛然击出。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练了。”袁生根叹息说，“他们太懒，天天就知道打牌。”

　　“那他们靠什么防身呢？”记者追问。

　　“用土铳保护村子。”袁生根回答，“可惜前几天被政府收走了不少。”

　　记者再追问关于枪支的事情，老人避而不谈。

　　袁氏支祠是袁氏家族的标志性建筑。祠堂大门两侧的对联依稀有“要光门第……欲好儿孙……”的字样。但建祠祭祖并未达到下袁人光耀门第、兴隆业运的愿望，反而因为在祠堂藏匿大量枪支，村中七人被警方刑事拘留。而这祠堂，也因被当地一家媒体曝光而恶名在外。

　　当记者结束采访告别下袁村时，袁生根有些怅然。他长叹着对记者说：“多想生活在你们的大城市呀！你可不知道我们这里生活有多难，负担有多重。镇上三天两头会有人来这里收钱，前几天说修从丰城到什么地方的公路，村里每人又要交50元。可我们栽一年稻子才能挣几个钱？我们组织人自卫，又说犯法，村上有人被抓走了。其实，如果生活得好好的，谁又愿意和别人动武呢？”

　　本刊记者/吴晨光 摄影／姜晓明

　　粗略统计，仅2000年，警察手中的枪伤及无辜百姓超过20人。

　　警察的枪 莫对着无辜者

　　今年8月1日，是霸州恶警杜书贵被处决一周年。

　　尽管此事经过了300多个日夜的消磨，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仍是记忆犹新——一个警察开枪打死无辜百姓为社会留下的伤痛，恐怕是时间难以冲淡的。

　　杜书贵，河北省霸州市公安局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2000年6月4日，杜全家驾驶面包车在112国道行驶，因抢道与霸州市供电局司机牛亚军发生争吵。杜书贵掏出手枪连开数枪，牛亚军胸部中弹当即死亡。7月3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书贵死刑。

　　就在杜书贵被判刑后第四天，又一起警察持枪杀人案发生在河南禹州。当地民警刘德周喝酒后回家，因租住房的水电费问题与房东张保同一家发生争吵。刘德周酒后丧失理智，掏出随身携带的公务配发手枪，对准与其争吵的张保同一家人开火，杀死3人，伤两人。

　　类似事件还有——

　　1999年12月28日，河南周口民警李宁酒后枪伤1人；

　　2000年5月26日，同样在河南周口，民警郭伟持枪杀死1人；

　　2000年7月19日，湖北天门刑警大队院内，警察汪华生开枪重伤一群众后饮弹自尽；

　　2000年8月23日，昆明市官渡区民警房建云，枪杀1人，伤4人；

　　2001年5月30日，海口市竟然出现了交警与三陪女“谈生意”不成，拔枪将其打死的事情……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一年，警察开枪伤人事件不下20起；而在荆门案件发生之后，湖北警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枪支管理专项督察活动，因违反枪支佩带、使用规定的而被取消配枪资格的民警超过1400人。

　　另外，由于一些公安机关管理不严，致使枪支流落社会。据了解，北京市前任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时所用的“六四”手枪，便来自警方。

　　“事实上，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对于警察持枪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政法大学教授罗大华说，“但目前警察持枪屡屡生事，主要是管理松散。”

　　罗大华认为：持枪犯罪的警察大多属于以下几种情况：特权思想严重、心理承受能力差、家庭矛盾突出、债务缠身等。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则强调，特权思想是类似事件产生的根源。他说，“冷、硬、横、推”的服务态度，对当事人、证人进行体罚、虐待、打骂，这些都是特权思想的反映，持枪伤人只不过是一个极端例子。而且，特权思想也不仅存在于公安人员中，检察院、法院以及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权思想。

　　但就在杀人警察受到社会抨击的同时，一个事实也无可回避。在打击犯罪分子的过程中，公安干警付出了很大牺牲。仅在本次严打期间，就有40多位干警因公殉职。如果把警察的枪收回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对公安人员，收枪与否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罗大华说，“我认为，一线警察比如说刑警和巡警，在执行任务时必须配枪，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对其他警察的枪支，必须严格管理。而对不适合配枪的人，坚决调离公安队伍。”

　　本刊记者/吴晨光 摄影／姜晓明

　　美国：禁枪难于上青天

　　据统计，目前流散于美国民间的枪支有2亿支左右。美国民间拥有枪支如此之多，有其历史原因。虽然北美的早期移民经常使用枪支来对付印第安人和野兽，但是民间枪支的大幅度增长却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内战期间，很多美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便把枪支带回了家，因为他们缺乏对政府的信任。他们认为自己手中有了枪，一旦政府违背民意，他们就可以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些人还组成了地方性民兵组织，定期进行训练，以便在必要时采取自卫行动。1995年4月19日发生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嫌疑人麦克维参加的右翼民兵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外，美国10世纪的西部牛仔“用枪打天下”的传奇形象也在民族心理上加强了美国人对枪的喜爱乃至崇拜。

　　美国的枪支买卖市场规模极大，而且不断增长。1980年，美国共有113000个军火商人；到199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87000人。在美国，获得一个军火商的执照非常容易。颁发执照的机关一般仅对申请人进行简单的背景调查，然后收取10美元的注册费即发给营业执照。联邦参议员保罗·西蒙感叹道：“现在获得一个军火商执照就像获得驾驶执照一样容易！”美国有很多军火商人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就在自己的家中做军火生意或者把枪放在汽车后备箱中到街上推销武器。有人称他们为“餐桌军火商”或“街头军火商”。从这些军火商手中购买枪支确实是易如反掌。

　　军火工业在美国的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着重要地位。除了供应军队和向外出口，美国的军火生产商每年还要向本国市场投放数百万支步枪、手枪和滑膛枪。此外，美国每年还要进口很多枪支。据联邦烟酒火器管理局公布的数字，美国在1992年共进口步枪1400万支、手枪98万支、滑膛枪44.2万支。

　　这么多枪支流散在社会上，必然会有很多罪犯加以利用。据烟酒火器管理局公布的数字，美国的涉枪犯罪案件在1986年大约290万件；1987年大约为210万件；1988年大约为400万件；1989年大约为400万件；1990年大约为320万件；1991年大约为370万件。在90年代后期同样迅速攀升。因此，主张加强枪支管理的美国人称社会中失控的枪支是美国犯罪率高的“罪魁祸首”！

　　然而，美国的那些反对加强枪支管理人的人认为，正因为社会中暴力犯罪非常猖獗，所以市民才有权利用枪支来保卫自己。例如，单独居住的人可能会需要枪支来对付入室抢劫或盗窃的罪犯；深夜下班坐地铁的人也可能需要枪支来护身。他们认为，加强枪支管理只能增加好人买枪的困难，并不能限制坏人得到大枪支。他们说：“问题不是社会中枪支太多，而是罪犯太多。”

　　全美步枪协会是反对禁枪派的中坚力量。该协会成立于1871年，现有会员280万人。他们认为公民持有枪支是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宣称坚决反对国会通过任何限制枪支买卖的法律。该协会不仅代表了枪主的利益，也代表了武器商的利益。由于美国国会是各个利益集团和两大政党激烈争夺的战场，所以这种利益之争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使禁枪立法更加步履维艰。

　　此外，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司法系统可以推翻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定，而这就为枪支管理增加了更多的障碍。仅举一例：美国国会在1990年颁布了《校区禁枪法》，规定市民不得在离校园1000英尺的范围内携带枪支；后来又在1994年颁布了《学校禁枪法》，规定任何带枪进入学校的学生都将被勒令停学1年。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95年4月的一项判决中宣布《校区禁枪法》违宪 违反了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虽然克林顿总统立即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重新确定《校区禁枪法》的效力，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显然是对美国禁枪运动的一个重大打击。难怪有些美国人说：“在美国禁枪，难于上青天！”

　　资料提供：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