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当人们热热闹闹过节时,当人们享用着那又脆又甜的灵武长枣时,你可知,有位古稀老人,正流连在灵武农村大大小小的枣园里。她一会儿拿起本子做记录,一会儿拿起相机拍资料,仔细观察对比着不同树上枣的不同性状与产量。她就是11次获得我区科技进步成果奖的高级农艺师喻菊芳———节日里,她利用儿孙回家,有人照顾有病老伴的机会,乘班车赶到灵武,一头扎进枣园忙得不亦乐乎。
50年前,喻菊芳从浙江台州农校毕业。成绩优异、身为学生会秘书长、学习委员的她本来可以留校或去杭州从事园艺工作,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19岁的她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瞒着家人来到宁夏。那时她最崇拜苏联的园艺学家米丘林,畅想在西部自己也能培育出一片片姹紫嫣红的新果林。
曾因不适寒冷手脚和满脸生冻疮,曾因不会生炉子屡屡遭遇煤气中毒,曾因大出血输血1800cc才救下命,曾因肺结核折磨难耐劳累……但这个南国女子,心中的抱负和理想从没有淡漠。在王太堡,在灵武园艺场,在宁夏农林科学院,为了宁夏果的事业,喻菊芳于寂寞无声处奉献着自己的年华。
宁夏过去只有沙果等小苹果,科技人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引进了国光、元帅、青香蕉、红玉、金冠等大苹果。通过记载选育推广,光经过喻菊芳全程负责观察记载的苹果品种就有220个、杏李100多个、桃100多个、梨70多个。杂交几批,每批几百株、上千株,喻菊芳“眼睛闭着也能知道它们在哪儿,什么性状。”
她和丈夫魏象廷把美国的黄元帅与苏联的“红魁”杂交,以黄元帅作母本、倭锦当父本杂交,经过20年终于育成了适应宁夏气候条件、耐寒力强、品种优的宁秋、宁冠、宁锦等中、晚熟苹果新品种。飘香的果园和甜美的果实见证了她感人的故事。
一次,喻菊芳下班后去试验田剪树,一阵狂风把身体单薄的她从树枝上吹下来,摔晕了。天黑了,魏象廷派儿子来找她,迷迷糊糊中听到儿子“妈妈,妈妈”的喊叫声,她才醒过来。另一次,她去果园大队一农户家找实验树,猛地窜出两条狗把她扑倒,咬得她鲜血淋漓。主人出来用车把她送回家,她处理了伤口第二天又去了……
如今,农民把“宁秋”加了个“香”字,叫宁秋香,成为宁夏的主栽品种;宁冠可以放到春节不皱皮,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寒冷地区供不应求。中熟、晚熟品种都有了,喻菊芳还不甘心,她觉得自己培育的苹果还有不足,脆劲不如富士。但富士产量不稳、不抗冻,她想搞一个口味与富士差不多,且耐寒、产量稳定的新品种。于是喻菊芳又和丈夫研究培育这个新品种。繁殖了1000多株,因为基因组合各种枝条都有,占地,期间有干部认为没有经济效益把母树给挖掉了。气得她哭了一顿,幸亏老魏事先剪下了接穗,才使研究继续进行。20年心血浇灌终结果实,她喜滋滋告诉记者,暂时起名为‘金富”。
由于喻菊芳的突出贡献,1992年她光荣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喻菊芳主持培育的优质苹果新品种“宁冠”获得铜奖,成为惟一获奖的国产苹果品种。
尽管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她追求的脚步停不下来。1998年9月,喻菊芳浙江的两个妹妹来宁夏旅游,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哇,南方哪有这么好吃的枣!到浙江卖20元一斤不成问题。”妹妹的惊叹掀动了她心中的另一根弦:发展灵武长枣,把其打到南方市场。
她不顾年迈寻根考察,和助手先后走访了东塔、临河、磁窑堡等乡镇100多户枣农,又专题访问了16位60-85岁的老人,经过1998年至2004年连续7年的实地调查和考证,搞清了灵武长枣的分布区域、古老枣树的树龄、灵武长枣的发源地和栽培历史;发现了长枣的5个不同类型和数棵优良单株,并对长枣生长规律、品种特性和物候期进行系统的观察、记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同时还总结出一套育苗技术、栽培技术并试验研究了长枣贮藏保鲜技术。
近几年,广东、上海、等八九个省市的商贩一到9月初就来灵武抢枣子,当时摘当时拉走。在这过程中,喻菊芳发现枣子大的价钱高,就繁殖培育“大枣子”;有的枣树有刺,摘时扎人手,农民说,喻老师你研究个没刺的多好,她又研究“无刺枣”;有的树结果早,她就采条培育“早熟枣”。枣子开花有白天开的有晚上开的,为了观察,她在树下一呆就是一天,写了5篇关于枣的论文。
自治区已把灵武长枣作为宁夏优势品种列入发展计划,2003年,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研究长枣,喻菊芳承担了品种选优课题,同时灵武市聘她为枣产业发展3人专家组成员之一。于是她风里来,土里去,灵武跑得更忙了。有几次回银川,班车没了,站在公路上招手,车一个也不停。科技厅说让她雇车给予报销,但她舍不得。她的老伴患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儿女劝她,“不要再跑了,我爸要紧。”她心牵两头,动辄把儿女叫来“顶班”,瞅机会就下乡。她和农民处得像亲戚一样,小孩子们老远看见她就喊“喻奶奶”。
喻菊芳的母亲已经89岁了,每两年她回浙江给母亲过一次生日。“大姨,你来我这儿帮忙,一月至少给你5000元。”老家一位也搞林业的亲戚请她去。
但她放不下宁夏。她想,为打造一个宁夏品牌做点贡献比什么都重要。(本报记者 武立真 吴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