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给予了铜钵村的妻子们很多关注，而对被抓到台湾的铜钵村的男人们的生活，却知之甚少。
今年93岁的黄文卿老人告诉早报记者：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文化，所以到台湾后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好———
当年被抓走的147人中，黄文卿老人是健在的26个老人中年龄最大的，今年93岁，他1997年办了定居手续。而铜钵村负责对台工作的黄炳生介绍：目前办了回铜钵村定居手续的只有三个老人，黄阿嵩已经去世，还有一位耳朵几乎听不到，只剩下黄文卿老人可以接受采访。
黄文卿说：“从来没有想到，能活着回家。”
他回忆起当时被抓的情形，仍然泪流满面。
夜里兵一来，一些人被抓，大家就知道不对劲，我就躲到最里面一个放杂物的空房子里。一直没有出去过，就蹲在最靠里的一个角落里，外面还放了一堆草。
老婆将饭送进来，就在里面悄悄吃一些。第二天听到外面的草簌簌簌地响，我想这下完了，当兵的找到了，身体不停地发抖。硬着头皮拨开一点草，却听到“嚓嚓嚓”的声音上了房顶———原来是只耗子。不过此时我已是满头冒汗，浑身哆嗦。
黄文卿说，躲也没躲掉，最终三兄弟都被抓走了。
船开了，看着自己离家越来越远，所有男人都抱成一团使劲哭。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想，还能活着回到铜钵村，还能看到妻儿老小。
到了晚上，大家也哭透了，坐在船板上，谁也不说话，傻呆呆地随着船晃。满脑子都浮现着老婆和孩子的影子。
后来到了金门，我被拉了下来，开始了在金门当兵的日子。刚开始，军官们天天宣传逃跑要杀头，其实，根本就没法逃跑，在一个岛上，到处都是兵。我们分了队，每天都在岛上练兵。还要读书，现在我认识的字都是在金门当兵的几年学会的。
当了四年多的兵后，我复员到了花莲县，分了一间工房住。也没多少文化，我开始只能赶些鸭子找些活路。渐渐地在一棵大榕树下卖点小东西，像甘蔗、豆浆什么的。由于很多工作都需要文化，而我又没读过书，只能在大榕树下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很苦。
四年后，分给我住的工房不知什么原因被收回去了，我只好租房子。而此时，我开始和一位台湾高山族女人同居。后来，我们领养了别人的一个女儿。但不幸再一次发生，两年后，同居的高山族女子得病去世。领养两年的女儿也没有认我这个养父，自己走了。
从此，我又开始了一个人在大榕树下卖小东西度日的岁月。还好，后来我和同样被抓去台湾的一个弟弟联系上了，而另一个已经死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一起，对着大陆，对着铜钵的方向喝上两杯小酒，想着家里的妻儿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终于希望来了，1988年，快70岁时，我收到了铜钵老家妻子的第一封回信。她和孩子们都还活着。1992年，第一次回到老家，阔别42年后，又见到了妻子，不过我们都老了。从此，我回来住几个月，签证到了，再回台湾。1997年，我办了回铜钵的定居手续，终于实实在在地回到了铜钵，回到了自己的家。不过，这一年，老伴也去世离我而去了。
黄文卿说：我在台湾的大榕树下卖豆浆、做小生意做了几十年，都是一个“苦”字。不过，我是幸运的，最终能落叶归根，回到了铜钵村，回到了铜钵村这颗百年榕树下。
团圆幸福的背后
团圆的一刻是幸福的，但一刻过后呢？
目前回铜钵村定居仍健在的老人有两位。今年87岁的谢老王是2000年回铜钵定居的。
到了谢老王家，家里人称，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了。其孙女说，可能在祠堂，可能在路上溜达。而谢老王的妻子吴阿银正坐在家里，身旁幸福地围着孙儿孙女。
孙女说，爷爷最爱到祠堂去看别人打牌。记者赶到了祠堂，提到谢老王，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哦了一声说：“是那个台湾人吗？”
记者纠正道，他是当年被抓到台湾的，现在回来定居了，铜钵人。老人有些不耐烦，就是台湾人嘛，“他刚刚走了”。据祠堂里的村民介绍，谢老王耳朵不好，所以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他一天也没什么事，只好一个人在村子里孤单单地到处转。
我们在谢老王的家等。过了一会儿，谢老王终于回来了，孙儿大声告诉谢老王我们是记者。他明白了，问道：“漳州的？”孙儿大声给他说是泉州的，可他怎么也听不明白。问：“台湾的？”他问了好几遍，孙儿的回答他都没能听清楚。孙儿说爷爷耳背，听不明白。不过，在谢老王直盯盯地看着我们，问孙儿我们是不是台湾记者时，脸上的皱纹扯出了几条笑纹。后来孙儿一直摆手，谢老王似乎明白我们不是台湾来的记者后，从皱纹中挤出的笑容又收回去了。
拍照时，我们要进谢老王的房间去拍，可老伴吴阿银坚持不肯。一个孙儿介绍，奶奶是嫌爷爷房间味道太重，不愿进去。拍照时记者将两个椅子并在一起，可吴阿银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将椅子拉开后才坐下去。
一位村民说，台湾人回来的并不是都有钱，而且和他们有感情的只有原来的老伴，而第二代第三代的后人，几乎就没有什么感情。如果当年他们寄予希望的台湾爷爷没有带回来很多钱，这些儿孙们对他们的感情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好。
而在采访中，一些老人并不愿接受采访，村民提醒要给一些“糖果钱”。果然，我们给了两次200元的“糖果钱”后，采访顺利了不少。村里有不少漂亮的小楼房，一个村民说：不少是当年被抓到台湾的人回来盖的。
他称：铜钵村挺穷的，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0元，而且，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无偿从台湾亲人那里得到寄来的钱或从别人那里得到给予。台湾记者来，也是给了老人们一些“糖果钱”的。
信的故事
1970年代末，少数铜钵村的女人开始通过在海外有亲友的人将信转寄到台湾。但村里这些妇女多半不会写字，都由村里的一个人代写。从那时开始，铜钵村就开始了一个人代一个村子写信的故事。
这个人叫黄镇国，出生在铜钵村，今年54岁了，可他称，当年其他人被抓时，自己刚刚出生。现在他是“寡妇村”展览馆的馆长。
生于铜钵长于铜钵的黄镇国，知道村里的大婶大娘们思念丈夫的感情。所以代写的信非常感人，寄到台湾效果都非常好。
黄镇国介绍，铜钵村被抓走男人的家庭分三类：一类是在台湾有了新家庭的；一类是在台湾没有成家，回家定居团圆的；一类是叶落归根，在台湾的妻子死后，回到老家定居的。
许多被抓到台湾的人，现在都会在清明回老家扫墓，而很多人家里也有了电话。很少再有人找他代写信了，而1988年以前，人们还只能通过信的方式联系。
黄镇国称，自己也不知代写了多少封信。“但第一封代写的信，仍然能记起，是替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
记者在采访时得知，一位台湾回来的老人，一次就带回了100多封从铜钵寄出的回信，而这全都是黄镇国代笔的。
黄镇国对信的理解是这样的：信就是要让对方相信，相信信上所写的。
“一定等你回来”、“你在那边有了新家庭，一定要告诉我”等这些句子，感动了所有当年在台湾的丈夫。有些时候，妻子不止不会写，连表达感情也不行，所以黄镇国就和她们聊天，知道她们和未被抓走的丈夫很多故事。每一次写完信，他都先将信念给她们听。
有一次，他在信中代写了一位丈夫在家时打过一位妻子几巴掌，写到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打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这封信去了后，在台湾的丈夫彻底相信这是妻子亲自叫人代写的了。并很快寄了一些钱回家，让妻子好好抚养孩子，自己一定回来。
黄镇国说，写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化解矛盾。
当年父亲被抓到台湾去时，一个孩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后来这个孩子成年后去了台湾一趟，但由于和父亲在台湾的儿女们闹矛盾，最后这个人和父亲闹翻了，回到了铜钵，并与父亲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想和父亲再建立联系时，又不知如何开口，他找到了黄镇国。
黄镇国提笔代写了一封信。他替不知如何向自己父亲开口的人在信开头就承认，在台湾的时候，是自己没文化，所以和台湾的亲人闹矛盾，是自己不对，错了。不过信中写道：后来，由于没有父亲，自己12岁就开始放羊、捡牛粪、讨小海。自己非常希望能多学些文化，但现在不可能了。自己孩子快上大学了，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学文化。
这封信寄往台湾后，不仅化解了以前的矛盾，从此恢复了两家的关系，而且在台湾的爷爷还寄了300美元回来供孙子上大学。
五年前，“寡妇村”展览馆成立了，黄镇国当上了馆长，他说现在有了电话，而且回铜钵探亲也很方便，所以代写信的人少了。黄镇国说，现在他想做的就是把这个展览馆办好，让人们不要忘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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