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蔽丛生，问题不断，中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一个共识是，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如今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执行不力。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要么在股市饱受欺诈之苦，要么对建设一个健康的市场心怀热忱，但他们都做了同样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挑战着制度的底线。
这样做必然意味着漫长而艰巨的努力，但他们作出的努力并非没有回报，随着证券市场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加，我们惊喜的看到一些落后制度的坚冰正在打破，他们的行为不仅为他们或多或少地讨回了应有的权益，更在有意无意中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
诉讼制度从功能上来讲，是把所有主体之间最尖锐的矛盾、立法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直接摆到了桌面上，如果通过诉讼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它又会反向影响原来这些问题的发展和改进
■ 文/本刊记者 张邦松 纪亮 肖祥
陈蔽丛生，问题不断，中国证券市场似乎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在寻找解决证券市场问题的良方。如果说找到一个好的解决之道并不容易的话，对于证券市场问题的根源，各方却基本达成了共识。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多年来，过分重视市场的融资功能，而忽略了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导致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层出不穷，投资者的信心受阻，证券市场的的发展后劲乏力。”证券法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任自力副教授对中国股市问题的剖析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希望证券市场能够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而最有力的保护途径莫过于法律手段。任自力认为，当前的证券市场的内在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各种各样的重大缺陷，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原因在短期内可以预计难以有根本性的扭转，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解决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从而实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有效的解决途径。
有意思的是，最近股市中一起大事件正好为任自力的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和政府打官司的人
张卫星，这位号称“中国股市首席民间思想家”的人，最近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把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告上了法庭，这被认为是普通投资者状告国资委的第一案。
事情缘起证监会和国资委推出的“以股抵债”方案。由于大股东侵占拖欠上市公司资金问题日益严重，证监会和国资委在今年7月28日联手推出了以股抵债的新举措，来解决这一困扰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顽症。电广传媒是实施以股抵债方案的第一家试点，但当每股定价高达7.15元的抵债方案亮相后，立即遭到诸多质疑和批评，张卫星更是一直在言辞激烈地抨击和抵制股抵债，认为它直接损害了电广传媒6万多流通股股东的切身利益，并一纸诉状把国资委告上了法庭。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能够拯救我们只有自己”，张卫星的话从来不缺乏煽动性。他认为，中国股市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整体状况的集合映射，我们很容易就能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各个参与方中找到“股皇”、“股官”、“股霸”、“股吏”、“股民”的角色位置，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处于这个树状结构的最底层，13年来不断的被圈钱，始终如一的奉献却难见回报。
“如果自己不奋起抗争，运用包括诉讼在内的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类似广电传媒这样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情就仍然会层出不穷。”张卫星对《法人》说。
其实，和政府打官司，张卫星并不乏同行者。
2001年，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同样因为将政府最强势的部门——财政部告上法庭而名噪一时。
当时，由于财政部剥夺了1996年第6期国库券回购的权利，持有该国库券的谢百三认为财政部的行为违法了相关法律，于是将其告上法庭。
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两起状告政府的案件都没有任何下文。
“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两起官司的重要意义。”张卫星对《法人》说。他认为，中小投资者的诉讼活动能够有效地引起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视，社会各有关机构都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反思，会起到不同的促进作用。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分析，通过各种市场反应，可以知道行政政策方针是否正确，比如说“国有股减持”方案，、“以股抵债”政策如果能够通过诉讼得到修正，何尝不是一次重大的改进？
打一场“人民战争”
其实，在现在的证券市场上，像张卫星和谢百三这样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正在增多。
在200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案件的若干规定》发出后，有关侵权诉讼案件已达900件，现在案件数量在还有所上升。
“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对于我们政府加大对于受害者的保护力度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过去我们国家的许多制度是相当不完善的，起诉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甚至起诉之后法院不受理。现在法院开始受理这样的案子了，虽说已经受理的900多起案子都还没有结果，因为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毕竟已经开始受理了。”大成律师事务所于绪刚律师对《法人》说。
于绪刚认为，市场的压力造成政府和法院的态度在发生变化，投资者的诉讼是造成市场压力的重要因素，中小投资者的不断的诉讼行为已经成了目前市场上改进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
“通过诉讼来促进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拯救我们的市场，是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也是在一种转型过程中的现象，如果让中小投资者通过诉讼这种手段来救市的话，就会减少政府监管机构的压力。”于绪刚表示。
通过自身的力量去拯救自己的利益拯救市场，把自己当成监管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对市场进行监督，对市场的害群之马进行制裁，政府的监管范围就小了，相应的政府机构也就小了，这样就会变成大社会、小政府，这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是应该绝对鼓励的”。于绪刚说。
任自力也认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很不成熟，各项规则和制度都不健全，在此情况下，强化政府监管固然很重要，但完全依赖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首先，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信息不充分，政府获取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无误的。同时由于其本身并不接近市场，它就更不可能对各种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能明察秋毫，了如指掌；其次，政府用于监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监控一切。”任自力说，“因此，通过中小投资者的诉讼行为来打一场‘人民战争’无疑是一个好方法”。
诉讼推动制度变迁
政府和法院的态度随着证券市场诉讼行为而起着变化，而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很自然地带来了证券市场制度上的变迁和改进。
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毛光明的总结，从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到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国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在司法领域经历了从“不予受理”到“暂不受理”再到“可以受理”三个阶段。
1998年底，“成都红光”事件败露后，上海一姜姓股民向红光公司19名董事、总经理及有关承销商和中介机构提起股票交易损害赔偿之诉，但法院以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违规行为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且原告所称股票纠纷案件不属法院处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不予受理。
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查处“亿安科技”操纵案，“亿安科技”中小股东共363人提起了集体诉讼；2001年9月，“银广夏”事件曝光后，一些中小投资者为了挽回经济损失，将“银广夏”告上了法庭。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9月下旬向全国各级法院下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暂时不予受理涉及证券民事赔偿的案件。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了建立证券欺诈的民事救济途径的步伐；而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则是对证券民事诉讼救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通知》相比较，《规定》在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诉讼形式、损失界定、归责责任及举证责任实现了五点突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认为，目前众多诉讼案件的解决，开创先河，使得法院在审理诉讼判决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但是使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使得法院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之后再发生的此类的诉讼案件，相对来说解决起来就会容易许多，在实效性等方面会有所提高。最高法院在这个方面也会不断地进行人员培训、不断的颁发新的司法解释，完善自身的规定，把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起来，对其他法院来说也具有指导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不断诉讼会使得的诉讼制度会不断地完善，诉讼用时会不断地减少，起诉者的成本会不断地降低，让我们在证券市场中的司法和执法更加地严谨。”王欣新表示。
王教授指出，一个制度的建立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要这个制度不断发挥自己的作用也需要时间。例如有股民状告中国证监会的案件，虽然证监会未必会输，但中这却可以促使证监会去思考：哪里有不完善的要改进的？哪些是应当强化的？
“诉讼制度从功能上来讲，是把所有主体之间最尖锐的矛盾、立法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直接提到了桌面上，如果通过诉讼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它又会反向影响原来这些问题的发展和改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整个配套机制中的一环。诉讼是对金融市场某一方面的完善，去给市场一个压力，让市场能够避免政策扶持的阴影，让市场的自律成为主导。”王欣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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