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消息 11月8日,记者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的6楼,四川最早的亲子鉴定中心就在此地的物证教研室。经过一个挂牌为“鉴定接待室”的地方时,记者看到,10多平方米的室内有4个人,一个老人,一个中年男子,一个青年女子,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无忧虑地在室内奔跑,另外3个人都沉默地坐着。
个案1
怀孕的她指着身边男子说,是他的我就生下来“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开放”,物证教研室主任李英碧担忧地说:“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好的倾向。”
他对记者讲述了今年初遇到的一起亲子鉴定个案。那是个天气清肃的初春,一位20来岁的孕妇连门都没敲,径直走进办公室,说:“这里可以做亲子鉴定吗?我想为肚子里的孩子做鉴定。”
孕妇身后跟着一个青年男子。“我不晓得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年轻的孕妇很自然地指着身边的男子说:“是他的我就生下来,不是的话就做掉。”她在几个月前同时跟几个男性有亲密关系,但她“最喜欢的是这个人”,打算跟他结婚,所以来做亲子鉴定。
李英碧从事亲子鉴定20年,作风这么“大胆”的女性,“过去我很少看到。”
个案2
他每年都给我写信,持续了六七年后,去年终于来做了鉴定
“1996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外地的信,这是一个痛苦的父亲的来信。他怀疑自己的儿子并非亲生,但没有确凿证据,想来成都做亲子鉴定,却缺乏勇气。”李英碧告诉记者,这样的来信他收到过不少,但这位男子是最“执著的一个”。
“他每年都给我写好几封信,不断描述自己儿子并非亲生的‘证据’,比如样子不像他,脾气不像他,就连走路的姿势都一点不像等等。我每封信都回了,要他信任自己的妻子,不要乱生是非,毕竟这样会伤害整个家庭。”
在连续写信六七年后,这位男子已经50出头,去年他终于来到成都,带上孩子的样本,到物证教研室做了鉴定。
“3周后结果出来,孩子是他的。”李英碧回忆说:“拿到鉴定结果,他的手忍不住发抖,阴霾的脸上表情特别复杂,似乎是长年习惯了阴天的乌云,一时还不能接受明媚的阳光。”
个案3
这个女子写信给法院说,如果鉴定结果不改,她就来“惩罚”我
“我们只是实验室工作者,不是法官,也不是道德评判者,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严谨地给出真相。”老教授吴梅筠告诉记者:“但如果遇到一些固执的人,我们也会被扯进漩涡。”
2002年,吴梅筠接到宜宾市一地方法院的求助电话。当地一个30来岁的女子,不知为何,突然认定自己并非父母亲生,于是告上法院,要求与父母脱离关系。这起事件在小城中闹得沸沸扬扬,但女子又执意不肯到成都做鉴定,于是法院只好请专家下去。
吴梅筠带着一个助手前去取样后回到成都,几周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该女子的亲生父母就是被她告上法院的二老。
1个月后,已将此事淡忘的吴梅筠突然收到该地方法院转来的一封信,是那女子写给法院的,激烈的措辞几乎都针对做鉴定的物证教研室。她甚至写到,“必须重新做鉴定,如果结果不改,我就去成都惩罚她(指吴教授)!”
鉴定没有重新做,该女子的无理行为也在有关部门干涉下得到了制止。吴梅筠说:“科学掺杂不得‘无理性’。当科学工作者遇到‘无理性’的时候,即使有道理,他们也很难讲得清。”
个案4
某实验室不严谨的鉴定结果差点“杀”了她做亲子鉴定对当事人的影响,可谓巨大,如果鉴定结果并非真实,甚至可能酿出大祸。
多年前,成都某机构的实验室顺带在做亲子DNA分析。有位下岗女工便找到了他们。
她年近中年,几年前跟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一个7岁的儿子生活,前夫每月给孩子80块钱的抚养费。下岗后抚养越来越大的孩子,更觉经济吃紧,于是找到前夫商量增加抚养费。前夫此时已娶了新妇,新妇就不高兴了:“以前给钱就算了,现在还要喊增?谁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
几方闹了起来,最后去做亲子鉴定。该实验室的结果是,孩子并非前夫的!
这个结果让离异的女子接近崩溃,男方自然停止每月的抚养费,更令她受不了的,是邻里的流言蜚语。绝望中,她几次想自杀,但看着幼稚的孩子,又鼓不起勇气:“现在他的父亲都没了,我再没了,他怎么活?”
转机出现在“二次鉴定”,在一位好心亲戚的资助下,她再次做鉴定。结果出来了,是其前夫所生。面对“二次鉴定”的结果,原先的某实验室也承认了鉴定错误,除了退还鉴定费外,另外还赔偿了精神损失费。
[业界]
每年新增20%
亲子鉴定亟须行业规范
截至11月,仅华西物证教研室今年就做了400多例亲子鉴定。省内另一家权威的亲子鉴定中心,西南司法鉴定中心,也于2002年挂牌成立,到10月为止,今年已鉴定了108例。据统计,申请亲子鉴定的人数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现在做亲子鉴定的地方太多了,法医、医院、学校,不少机构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技术,都在揽活。”吴梅筠教授对此忧心忡忡:“一般人又不懂,病急乱鉴定,这家说是,那家又不是,搞得家庭不安宁。”
李英碧则认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关于亲子鉴定既没有立法约束,也没有业内标准。
“在国外,亲子鉴定中心必须有国家实验室的认证,才能开展鉴定工作。”吴梅筠说:“比如美国,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每年可能要做5000起亲子鉴定。因此政府对其规范约束相当严谨、具体,一旦有不具备资质的机构从事亲子鉴定,最高罚金可能超过千万美金。”
在中国,很明显,亲子鉴定的需求近年也在不断上升,因此专家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组织建立起行业标准,从设备、技术、人员等各方面“下指标”,以正本清源,保证亲子鉴定的权威性,保证上千个可能需要亲子鉴定的家庭最终得到真相。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物证教研室鉴定中心。今年在这里已做过400多例亲子鉴定。
本报记者李秋怡摄
本报记者宋石男李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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