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这一次终究没有再给阿拉法特这位75岁的老人以恩赐。2004年11月初,阿翁离开拉马拉赴法国贝尔西军事医院治病之前,向他的支持者们挥手保证:“如果情况允许,我会回来。”数天以后,他没有机会再对自己的人民实现用生命做出的最大承诺。
阿拉法特告别巴勒斯坦的日子,也就是阿拉法特最尊敬的对手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害9周年的日子。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宿敌,当年联手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至今都没有能够看到巴以土地上盛开的和平花朵。只不过这些和平之花必将镌刻在他们的墓志铭上。
阿拉法特是一位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成长于20世纪中叶全球被殖民民族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年代。
他所经历的,是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相斗争的岁月。这种理想主义年代是以追求一个民族的身份独立、文化心理上的绝对自由为基本特征的。阿拉法特相信,要使巴勒斯坦人民获利,就必须重建一个新的世界。
因此在1969年,阿拉法特就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人厌倦了等待。与其在沙漠帐篷里等待缓慢痛苦的死亡,不如与敌人同归于尽。”
尽管民族独立运动早已不再成为21世纪全球政治发展的主流,但是认识阿拉法特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老人,在全球化早已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的“时髦语”的时候,仍然在固执地坚持:独立和解放是改变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状况的斗争核心。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滞后,而是提醒人们,发展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于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地区,仍然有大量的人民在为了政治的解放和经济独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阿拉法特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位领导者。而许多解决了形式独立的民族,仍然无法走出民族心理和政治意识上被殖民的阴影。这种全球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势必成为现实政治需要解决的困局。而一个独立自由的巴勒斯坦国,也必然在阿拉法特身后,成为历史对其最好的肯定。正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在《赞美怀疑》中所称道的那样,“所有的怀疑中,最美的莫过于受压迫者和依附者昂起了自己的头,不再相信压迫者的力量。”
阿拉法特已死,中东将很难再有阿拉法特那样,掌握全部权力和威信、拥有整个民族的人物。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也都不会再出现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孤胆英雄。理想主义崇尚英雄,而现实主义则需要博弈。在阿翁身后,巴以之间将更多地从理想主义的建国观念,进入现实主义的权力博弈。
不同政治势力的崛起和巴勒斯坦领导权的分享,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恐怖袭击、暗杀、屠戮这些不属于理想主义的产物,都曾经充满了巴以的斗争岁月。我们祈祷,在新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在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这些违背人本理性和价值原则的东西,都应该被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埋葬。
《圣经》把巴勒斯坦形容为“到处流着奶和蜜”的肥沃土地,但是在这块经历了4次中东战争记忆的土地上,每一页政治日历都充满了太多的血与火。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就没有停止过梦想拥有自由、独立、幸福和安宁的生活。阿拉法特曾经给巴勒斯坦人指明了保卫自己家园的方向;这一次,他们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去实现巴以地区的大治。
阿拉法特去世的日子,是费卢杰枪声犹烈的日子。
理想主义年代的远去,迫使人类相信,坚守信仰越发艰难。这并不是阿拉法特的悲哀,更需要巴勒斯坦从现实中寻找新的动力源泉。只不过这时候,阿拉法特的声音还在中东回响,这让人想起了拜伦不朽的名言———将来对你的每一滴眼泪,你的人民会报以微笑。
□本报特约评论员周宽一相关报道见A25-3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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