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
愤青到底是爱国还是误国？11月9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最近发生于浙江大学的一场学生风波时，再次提出了这个尖锐却有些逻辑混乱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为止，对“愤青”这个概念的释义并不十分明确。其定义对象随着社会发展也逐渐发生变化，最新的解释多将其用于有激进色彩的民族主义者。———本文就从这个有限制的概念展开吧。对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爱国误国的判断，虽然难免纠缠不清，但还是很有辨析价值的。
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人说愤青不爱国，虽然这种“爱”有时是表现为“恨”，然而这只是“恨铁不成钢”之“恨”。但是有些言论认为，“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譬如社会学家李明水就是这样判断的）。于是围绕愤青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逻辑：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为此，有人甚至还搬出“爱国贼”一词进行比喻。
应该承认，一些激烈、为求轰动效应，甚至只对事实进行选择性评说的口水言论的确非常恼人。而愤青们往往就容易如此：一个“愤”字已经鲜明地勾勒出其“以激进为是”的特点。但是，这样的言论果真一无是处吗？进一步说，愤青们应该为此承担“误国”的责问吗？
要有效判断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清一个原则：发展过程中到底需不需要不同的声音。“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向来是讲究思想认识归一、追求观念高度认同的。当然，在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理应如此，就某个小团体的发展或某项短期工作目标的完成亦应如此，思想高度一致的确有助于劲往一处使，取得较高的效率。
但是，如果再往长远看，上升到国家民族健康发展的层面，这种“思想高度一致”果真是最佳的吗？我表示怀疑。就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选择而言，显然并无先验的真理或天定的模式，也许“摸着石头过河”永远都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这点，那么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万万不可企求这个社会上只存在一种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主旋律”。假如几亿人共用一个大脑思考、共用一张嘴巴说话，那才是比什么都可怕的———狂热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惨痛的教训吗？
愤青们激进的言论和行为，有时确实会有消极作用，甚至形成一定的破坏力———这大概也是持“愤青误国论”者的逻辑基础。但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让他们承担“误国”的责问。这种责问有可能禁锢思想的活跃。而且同样不可忽略地是，透过情绪的泡沫研究愤青的思想，可知其对现实的针对性意义：在和平时期，政府行为一般是保守的，这样才能保持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保守和激进之间的摩擦和错位，正是愤青文化产生的土壤。因此，愤青所想在很多时候具有某种前瞻性，具有参考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愤青现象”，同样没有否定的理由。是啊，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没有愤青呢？用现在的定义看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和五四青年，以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们，哪个不是愤青？但恰恰就是这些愤青，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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