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余秋雨，竟成了件时髦的事。《借我一生》出版之初，我调侃过余秋雨，但绝非为了赶时髦。因为他说这书写了家人，写了许多还活着的人，所以就“完全可信”；可分明有许多写家人、写活着的人的书并不可信。因为他以为中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没法和工宣队、军管会相比，想以此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无辜的；可在“文革”中作下大孽的中学生并不少见。还因为他说写完《借我一生》后，要退出文化圈，不再参加文化活动了，而我则以为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人，只要一活动，很可能便是文化活动。所以，我说他的“苦旅”远没到头。
待到读完《借我一生》，我愿相信他写的“完全可信”，因为自己的阅读感受欺骗不了我；我也相信他在“文革”中是无辜的，因为咻声不已，却不见有谁举证过他的伤害人的事实，而他的一家，却自始至终都是“文革”的罹难者；我更相信他远离文化圈的愿望真实可信，因为他在许多文化人不敢涉足的领域，取得了许多文化人不敢企及的成就，但遭遇的却是抹不净的口水。这样的文化圈，还有什么可留恋呢？
余秋雨有完美癖，用之于辞章，是成功的；形之于行为，则物议多多。看不得作家的作派，但别迁怒到作品上去。在散文中，硬生生地咀嚼出学术的“硬伤”来，那种咬文嚼字，实在有些不厚道。我敢说，所有把余秋雨说得一钱不值的人，对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余体散文”，其实都嫉妒得两眼出血。即便是那些宣告“文化大散文”已经终结的人，也知道余秋雨所开创的散文新体，有着强劲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能把散文写得如此恢弘大气、精思巧构、文采斐然的，我以为只有梁衡与余秋雨。正是贪恋《文化苦旅》的余味，我读完了600多页的《借我一生》。虽然它是自传，却也一样不失“余体散文”的本色；虽然有一些意气之辞，但启迪与欣赏的双重享受，却不是在随便哪本自传中都能得到的。
自传终要像部自传。但真正能在《借我一生》中鲜活起来的人，是那冤死于《红楼梦》，却又以颜真卿的《祭侄贴》相伴着“我”的叔叔；是那受尽百般陷害而宽恕一切，自己什么都不怕了而天天看报为“我”担忧的父亲；是那76岁高龄，还得为全家的苟活偷安而独身登上返乡火车的祖母；甚至是挥之不去、避之不掉、缠之不休，幕前幕后以深文周纳、栽赃陷害为快的“金牙齿”……作为传主的“我”，却淹没在百般辩诬的情绪中。作为自传，《借我一生》中的“我”是苍白的；但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整整两代中国人的众生相，却是鲜活生动的。
要是余秋雨读的不是戏剧学院，当过的不是戏剧学院的院长，他的行为就不会有太多“戏”的成分，那么，像我此前那种撇开文本的批评，就会少了许多。我始终认为余秋雨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却也始终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行为有着太多的刻意。即如《借我一生》，张扬的是一种文化的包容与大度，何必非要细说那些终将被历史忽略的细节？戏是可以完美的，但生活不能；文章可以完美的，但人不能；余秋雨应该比谁都清楚，自己驻足的毕竟是生活，而不是戏。(稿源：红网)(作者：慕毅飞)(编辑：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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