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在原子弹爆炸处建造的和平公园已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占地面积必须在5.33公顷以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现占地3万多平方米，连基本的申请条件也不具备。因此，现在正准备扩建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晨报》11月11日）
可以预见，只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场馆面积达到了申报世遗的条件要求，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笔者觉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它还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功能。申遗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为了更能引起世人的警醒，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对于场馆的扩建，国人尤其是南京市民对待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心理、认识和态度上的“扩建”更为重要。
法国一位名叫切尔西的女记者走访了在二战中遭受浩劫的一些城市。她对日本的广岛和中国的南京两个灾难深重的城市记录得比较详细，她后来得出结论说，除了残骸和遗址以及死难人数统计数字准确度上的极大差距之外，还有市民对待这两起灾难的态度上的不同，现摘录如下：
广岛：每年8月6日，举行悼念大会，8月15日，钟声汽笛鸣响，工厂、学校、机关停止一切工作，全城哀悼；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从1985年才开始，1997年才有了拉响防空警报和车船汽笛的做法，除了悼念大会会场，鲜有肃立默哀场面。
南京：参加纪念大会人数2000人左右，最多不到1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2800或1/500；广岛：参加纪念大会的有5万多人，占全市人口的1/21……（《现代女报》2004年7月2日）
同样是灾难城市，同样是纪念活动，为什么我们在对待纪念活动和态度上同人家相比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这恐怕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传统就能说得过去的。在这种巨大差距的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一种对历史清醒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上的巨大心理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其实就是国民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差异，尽管我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但这是客观事实。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扩馆不能仅仅为了申遗，而是要在纳入世遗组织之后，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纪念，更好的警醒世人。在扩建和申遗成功之后，如果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仍旧像以前那样得不到“扩建”，那势必会有违扩馆的本来目的和申遗的意义。因为，申请了世遗，也只是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和保护，但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还得靠我们自己来挖掘。
心理和态度上的“扩建”，我们准备好了吗？(稿源：红网)(作者：李先梓)(编辑：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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