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连任即将组阁 四大智库影响美对华政策(图)

　　国际在线报道：“内阁将会出现一些变动。我不知道会涉及到谁。但出现变化是不可避免的。”11月4日上午，赢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举行了大选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在谈到内阁改组问题时表示将会对政府班子做出一些调整。

　　作为布什身边的大红人，赖斯此前曾公开表示，不打算在布什连任后继续留任，因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下任人选倍受媒体的关注。有消息称，美国极端保守的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达尼埃尔·普莱特卡很可能成为众多候选者中的一匹黑马。

　　智库专家频任高官

　　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其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以图东山再起。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地要借助智库。每届政府上台后，也都要从智库中聘请一些人担任要职，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政府在做出决策尤其是重大外交决策前，一般也尽可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就存在由智库成员出任官员的普遍现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来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贸易代表佐力克来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而副国务卿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原布鲁金斯学会的哈斯曾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后又转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较为中国人熟知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则出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旗下的太平洋论坛。

　　对华决策智库先行

　　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

　　1971年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兰德公司就发表了名为《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决策》的报告，提出“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主张。该报告随后被尼克松政府接纳，并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签订的中美《上海公报》中得到体现。

　　2002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在上海举行会议之前，布鲁金斯学会专门就布什总统的上海之行召开研讨会。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雷纳德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亚太经合组织突破以往经贸合作的局限，专门发表一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该建议后来被布什政府采纳，为美国推行反恐战略提供了帮助。

　　反华人士气焰嚣张

　　美国智库中有一些极端的反华分子，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利用各种机会散布反华言论。

　　保守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强调美国需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予以高度警惕，主张始终确保对华绝对军事优势。该组织专家加里·施密特在《旗帜周刊》发文称：“美国不可能长时间推迟与中国的竞争。中国的野心最终将使得这种竞争不可避免。…美国能够而且也愿意战胜他们（中国）所构成的任何挑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然而一些美国智库的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次发表支持台独的言论。1999年，新美国世纪计划与美国另一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共同发表了所谓《保卫台湾声明》，批评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台海政策。该组织项目主管罗伯特·卡根甚至妄言：“在现实中，美国的政策将建立在‘两个中国’的基础上”。

　　不管这次达尼埃尔·普莱特卡能否成为赖斯的接班人，美国一些智库成员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同机构，不同立场的专家进入布什政府，会对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究竟哪些专家会最终进入政府，他们将怎样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值得我们格外关注。（陈楚竹）

　　智库：美国的“影子政府”

　　发达与完善的智库体制是美国的特有优势与独特现象。近些年来，智库作为将外交这一公共政策研究职业化与产业化的主力军，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越来越关键的影响，

　　事实上，在智库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旋转门”现象，也就是经常有学者出任政府官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肯特·维夫明确指出：“智库作为政府人员的提供者，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政府管理精英的聚集地。与多数实行议会体制的国家不同，美国政府的部长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极少从公务员中产生。在政府换届时，许多位置需要填补，同时也有许多前政府官员在政府之外但想参与政策制定，因此智库在美国正当其时。”

　　智库大多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各重要智库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与“载体”，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则影响最大、地位最高。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与中美关系的分量越来越重，美国涉华智库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就美国左、中、右三派智库的力量消长趋势而言，那些过分突出中美意识形态分歧、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其影响力将可能有所削弱；而那些重视中美共同利益、强调两国合作、做客观研究的，其影响力则可能会变得更大。对此，我们应警惕他们兴风作浪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与破坏作用。对于某些极左保守的智库，我们更应警惕台独分裂势力对其收买利用。而对于那些客观公正反映现实的美国涉华智库，则应给予欢迎与充分肯定。

　　在美国，智库不仅能影响公众舆论，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其关键角色与特殊地位的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美国智库提供了观察与分析美国政府外交与对华政策的一个独特视角，加强对其了解与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其政策要害实质，而且还可借鉴其成功经验，为国内相关智库的建设、发展和成熟壮大提供重要参考。（陈向阳）

　　外交决策离不开智库

　　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公众舆论、新闻传媒等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外决策。然而，人们在关注上述因素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美国智库（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的作用。而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美国智库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智库的角色特殊，它是介于官方和学校之间的机构，既有深刻的官方背景，和政府有固定的联系渠道，同时又有学术机构的研究性质；其次是人员特殊，有些人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曾经是政府的官员，有些人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极为密切，有些人则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兼职教授；再次，智库研究水平高，智库人员是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研究领域浸淫多年，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对国际问题的发展趋势有较为准确的预测；最后，各智库影响力不平衡，各个智库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主导思想和倾向性，会对外交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美国智库有许多影响决策的途径，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智库人员在重要的政府部门任职直接影响外交决策；二是出版外交期刊和著作宣传其外交理念；三是向政府部门提交报告或建议；四是通过公众舆论和新闻传媒来影响外交决策。

　　美国智库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世界各地情报，筛选分析信息，提出相关对策，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建议和意见。美国智库的建议针对性强、准确性和可信度高，备受美国总统的青睐。美国智库虽然不能直接决定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美国的对外决策。

　　“美国智库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风向标”，因而研究美国的智库对于预知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大有裨益。（张效民）

　　美国四大智库各有特点：

　　布鲁金斯学会 网罗一半的“中国通”

　　布鲁金斯学会于1927年正式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政治倾向上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间派，现任学会主席塔尔博特曾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以“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为研究宗旨，有“民主党人的流亡政府”之称。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号称网罗一半中国通，其东北亚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合作贸易反恐，曾经说服布什把ＡＰＥＣ的中美峰会升格。

　　兰德公司 主张遏制加接触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