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经济学讲比较优势，提高执政能力离不开弄清政府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说执政能力可能就会不得要领。比如，一方面在不着边际地宣传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又过多地批评政府不恰当行为，却较少关注政府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行为；过多批评政府不该在哪里行为，却很少赞扬某一政府的合理准确行为，说明政府应该在哪里行为。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恰当精准的行为所减少的成本以及避免的代价，全靠市场的单打独斗，中国何以发展到今天。
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过，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比如城市交通，当发生堵车时，假如通过市场交易来决定先行权，其成本可能无穷大，而且我们也无法想像现场所有的驾驶员在堵车时进行先行权交易的情景；相反地，各车听由红绿灯安排，其交通成本显然相对较低。
红绿灯恰恰是政府协调的一种表现。政府与市场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维持市场秩序和规则来帮助市场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也在市场协调成本过高的地方独立协调人与人的关系。
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主要通过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讲述我国各地政府的创新行为，探讨政府的比较优势，为读者呈现一份理性的力量
政府VS市场：比较优势在哪里
【作者】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博士邀我牵头做“创新政府”的电视专题片，每周记录和分析我国各地政府制度创新的故事。创新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什么事情都受成本约束，讲述创新故事意在观察政府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
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执政能力？或者，根据什么来判断执政能力高低？让我们还是试着从浙江台州政府的一件故事梳理起吧。
台州政府与斯密式市场
浙江的经济成长是有全国口碑的，不少人将它归功于那里有斯密式的市场。但是这种看法多少忽略了那里政府精准协调的作用。
几年前带领中央电视台“三角洲观察”采访组在台州遇见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席间，他讲起浙江台州成立股份制的民营信用社。这些信用社“遇到困难时，当地政府就宣布，它在这家信用社拥有百分之几十的股份”。周其仁教授以此来说明当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着力支持。估计有人会由此想到腐败，也不排除或许有官员由此获得好处。但仅仅是看到这些可能，未免肤浅。
在民间信用社存款的人，没有去国有银行的多。经济学的答案是信用社比国有银行价格高、贵。价高，需求就小。但是世界上许多事物的价高价低却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比如民营信用社为存款所付的利息并不比国有银行低。利息是资金的价格，利息比国有银行高，民营信用社意味着为存款服务的价格比国有银行还低。
所以，问题在于价格高低有时是无法根据公开的商品或服务价格来判断的。决定价格高低的因素时常是隐蔽着的因素决定的，即约束条件。不清楚约束条件是不可以谈价格的，也不可以谈价格高低的。比如，“信用”这个约束条件就是造成国有银行与民营信用社之间的不同价格、并最终导致不同的存款需求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几十年来国有银行无论经营如何，本金利息都是国家兜底的。它们的重要资本是国家信用。而民间信用社则不然。因为国有银行有这样的信用，消费者无须操心金融资产的安全；而没有这种信用的民营信用社却需要消费者自己为存款操更多的心。操心就是交易费用。存在交易费用的民间信用社价格显然比国有银行高。价高则需求小。事实上，民营信用社通常为存款支付较国有银行高的利息，可以看成是信用社为消费者支付的信息费用。由于信用社有着比国有银行高的交易费用，他们只好以较高或较低的利息来“补贴”有存款和贷款需求的客户，让需求方感觉他们的服务并不贵。这些信用社再组织成股份制信用社，这除了节约成本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大企业规模向社会需求发信号：我们是安全的。安全也可以成为价低的因素（美国由于恐怖主义变得不安全了，贵了，于是它也就从历来外商投资需求第一跌落到中国之下）。
以效率从政府换信用
不同的信用，决定了两类金融机构服务的不同价格，不同的经营成本。但让当地有效率的民间信用社承担着比国有银行高的经营成本，显然与理不合。有资料表明，浙江许多地方，保证当地经济增长的民营企业每年在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却十分可怜。在温州，民营企业贷款只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额3%，是民间金融支撑着当地经济高速增长。
周其仁教授说，台州那家信用社有激励去获取和甄别金融资产安全的信息，“在贷款大户贷款到期时，（信用社）都派小年轻在别人门前逗留，发现动静就往社里打电话，或用BP机”（我后来给地方建设银行一位行长讲这件事，他说这个办法好，他打算也让银行的保安兼职这个事，费用极低就获取了信息。由此，我是不看好国有银行的。它们时髦地宣称要在中间业务、高端客户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竞争。我不以为它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它们的改革如果是认真的，就应该像台州的信用社那样发挥密集劳动的比较优势，成本极低地去获取存贷信息）。那么，在市场发育初期，信用建立尚需时间，又如何降低横亘在有效率的民营金融供给和社会金融需求之间的交易费用呢？既然，有无政府信用决定着两种服务产品的不同交易费用和价格，政府借给民间信用社以信用，不就降低了需求者的信息费用、让交易顺利进行了吗？台州当局就是这样精准行为，降低了市场发育的费用，使一种有效率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如此行为的政府，你说它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呢？
协调能力就是执政能力
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制度安排，都是为节约社会交易费用而起的。在人的社会里，禀赋各异、需求不同的人的行为，就像无数辆为不同目的行驶着的汽车，如果没有协调成本是无穷大的（当下世界上那些需要国际社会派遣维和部队的地区，就表现和说明失去协调的社会有着多么巨大的成本）。
政府因协调人与人关系而起。人们恐惧混乱，创造了政府、甚至联合国（从世界的眼光看，和民族国家犹如一个个各怀心事选择不同的个人）。人们渴望生机，又在踏勘着个人自由的边界。知识的增进、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让人明白，避免混乱的成本、获取稳定的收益，是人们对政府和国家的起码需求。更经常性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政府协调人和人的关系，而是政府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政府的协调能力就是所谓的执政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决定着社会成本的大小和福利水平的高低。
协调是需要信息的。而在经济学看来，市场是搜集和处理人们不同禀赋不同需求信息的一个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上世纪末世界上许多统制经济国家由政府直接协调转向依赖市场协调的根本原因。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告诉人们：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正如前面举过的交通先行权的例子，在这里，红绿灯恰恰是政府协调的一种表现。事实表明，政府和市场在协调人和人关系上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问题是，哪里是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的清晰边界？我们说提高执政能力，那么政府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转自搜狐
干部提名权改革降低瑞安行政成本
征求了每个雇员的意见后制定上下班时间，学校为何不在征集了每位学生的意见后制定课程表，国家为何不在全民民主的体制下制定法律？其原因就在于采用民主的交易费用太高。
在“一言堂”体制下，只要领导拍拍脑袋，新任干部的名单就定下来了，比“民主提名”简单得多。如此看来，瑞安政府的改革似乎增加了干部选拔的交易费用，是一套比较昂贵的选拔体制。那么，瑞安政府为何“舍贱求贵”呢？常见的回答是，虽然改革增加了选拔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但在新的体制下，任命的官员素质高，能够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政府获得更多的民众认可，收益大于成本。
其实，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民主提名制度并没有增加选拔的费用，反而大大降低了选拔的成本。旧体制下，组织部和市委书记的权力运作空间很大，个人观点和意图可以起着决定性作用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制约。这种制度的直接行为导向是官员们纷纷走后门、拉关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新体制下，提名环节民主化、规范化，使“走后门”的交易空间荡然无存。走关系行贿少了，官员们转而开始竞争政绩。行贿是一种内耗性的行为，丝毫没有社会效应；而政绩使一种生产性的标准，会产生社会效应，新制度的收益可见一斑。
降低考核成本，节约信息费用
考核费用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交易达成而必须支付的成本中的一种。人们只有在意识到他所得比所付的价值更多的时候才会进行交易，所以人们必须对交易物的品质进行考核。广义上讲，政府任命官员也是一种交易，政府要购买的是官员的能力，所以要对官员的素质进行考核。然而考核并不是免费的，因为要为出错付价；之所以会出错，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费用的存在。
旧体制下，即使我们假设有一个秉公办事的市委书记，真心实意要推荐一个好的官员，但他能否成功呢？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书记再英明也不能避免考核出错。减少错误的唯一方法是尽量多的搜索官员的信息，然而获取信息的费用是十分高昂的，可能远远超出出错的代价。在“民主提名”制度下，考核官员的信息费用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分散掉了，大大节约了获取信息的费用。如何获取信息可以衡量执政能力的高低，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获取信息费用的高低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之所以说瑞安市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关键在于它不自觉的利用了经济学原理，选择了一套成本低廉的获取信息的机制，使得整个政府的运作机制变得便宜起来。
价格决定行为
经济学往往将分析重点放在“什么决定价格”上，却很少讨论“价格决定了什么”，而后者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前者。价格是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导向。在领导提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官员靠业绩来获取晋升机会的代价十分巨大，“走后门”反而更见成效。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升迁发财，拉关系行贿成了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在“民主提名”制度下，官员搞定一把手固然可以保证被提名，但更重要的是全体委员会的提名。靠走后门来买通所有投票人的成本显然高于靠政绩获取选票的成本，比较起来，还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比较实在，官员搞好政绩的激励大大提升。
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价格，进而有不同的行为导向。人总是在约束下活动的，这就意味着价格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旧体制下，选择行贿的成本低，收益明显，腐败之风盛行；新体制下，拼政绩的成本低，效益高，人们纷纷讲政绩、比贡献。可见，改革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更要考虑新制度的价格体制下，人们的行为导向以及相应的社会成本。“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更重要。
有奖发票：以私利监督公义
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核心是节约生产成本，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解决信息成本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张树民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成都《天府早报》报道，一消费者在一火锅店消费过后，索要发票时竟然发生纠纷，险致被殴。消费者索取发票既可以作为正当的报销凭据，也可以作为消费的凭据，事后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家火锅店自定的规矩是，如果要发票，就要交10元的锅底费。发票何时变得这么值钱了？
原来，凡成都市地税局征管的从事饮食、娱乐、旅馆、茶坊、洗浴、洗染、洗车、理发、美发和照相业等十大行业的单位、个人将统一使用有奖发票。该发票分为“机打有奖发票”和“定额有奖发票”两种，奖金最低10元，最高1万元。消费者只要刮开有奖发票右下角奖区的涂层，立刻就可了解中奖情况。这一制度从2004年7月18日开始实施。
原来，消费者索取发票是利之所在，有中大奖的机会。问题是，这种奖金是由税务机关支付的，税务机关用奖金“购买”的是什么呢？
以满足自利换取激励
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越发达，越少的交易通过现金来完成。但是，在我国金融系统仍然欠发达的背景下，在一次性交易总额比较低的行业，税务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就是无法低成本的获取交易额的信息。商家总是尽量的隐藏生产能力，从而存在商家提供小于税收的价格来贿赂税务机关的市场机会。
如果需要由消费者来监督企业，那么我们需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有奖发票就是一种典型的激励制度。有奖发票制度显示了政府管制部门的理性思维。是的，理性的思维在这里的表现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的发现：哪怕是为了一个公共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唤起的人们的自利心。
如果我们要依靠道德来解决监督企业的问题，那成本将大得惊人。也就是说，税务机关要获取交易额的信息不可能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才能解决。
自利是一种力量，有奖发票制度显示出，这种自利并不必然的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在精心设计的制度下，它们可以实现和谐和统一。有奖发票恰好提供了这一机制。交易的信息必然被交易的另一方所掌握，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消费者所拥有的分散的信息。传统上政府监管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企业提供的供给方面的信息，而有奖发票制度启发我们，同样的信息也可以通过需求方来获得。
在私利中嵌入监督
实际上，这一制度还可以解决对于税务机关的激励问题。传统上采取按照税收额提供税务机关相应奖励的方法，在有奖发票制度下有奖发票的销售收入可以提供相同的激励。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有人批评有奖发票制度可能仅仅是税务机关为了增加发票的销售收入（这笔收入应该由税务机关来支配吧）这一部门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但是批评一个部门在创新当中实现了私利，或者根本就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在经济学看来，没有一个人或部门不是出于私利作出决策，而社会对此的评价则应该观察其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如果上述伴随有奖发票的营业税制度的调整得以实现，那么这一制度就显然节约了征税的信息成本，这一节约则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从阻止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合谋方面来看，这一制度还成功地引入了外部监督者。也就是说，发票的销售也同时约束着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隐瞒所掌握到的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它会增大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
有效激励置换监督成本
现在，让我们大胆地推测一下这一制度的未来。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一制度不可取，因为取消发票是未来的趋势。是的，在此，两个局限很重要。第一，发达国家往往主要依靠直接税、所得税。间接税的比例不断缩小，它主要负担矫正的功能，而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第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达，大量的交易通过支票帐户转帐完成。这两个局限的作用在于限制有奖发票制度的效果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短期的数十年之内，在上述的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有奖发票这一制度的效率空间还是可以想象的。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社会监督，为什么有些社会监督机制无法真正的发挥作用呢？实际上，由谁来监督，经济学提供的答案是要考察监督者的激励和监督的成本。有奖发票制度通过奖金提供了激励，而监督成本则可以近似为零。但是，其他的社会监督则很难保证这一点。例如我们希望通过群众举报监督官员的腐败，试想，那些私下的交易，作为外部人的信息成本怎么可能低呢？广州曾经推行过对拍摄交通违章的人提供奖励的办法来构造监督机制，认真想一想，这种成本和我们安装一个摄像头相比，哪一个更便宜呢？
有奖发票制度从2002年开始在我国各地区开始推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个过程中虽然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税务机关的销售发票的收入大幅度提升，而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度的完善来解决。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政府部门理性创新的明确含义。简单来说，创新就是节约，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核心是节约生产成本，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解决信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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