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的闲谈中,毛泽东问起龚澎的家事。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的龚澎汇报后,老人家略一沉吟说道:“中国的家庭很复杂。一个家庭内往往也有不同的阶级、派别。你们家庭中,革命派是占了绝大多数的嘛!”那是个“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毛主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对“合肥龚”了不起的评价了。
龚姓和合肥约半数的先民,包括张、李(李鸿章家族之外的另一李)、段和唐、周、吴、刘等姓,往往聊起来“600年前居一处,500年前是一家”,均称来自江西“瓦家坝”,在今鄱阳湖南。
“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这是清末流传在合肥的民谣,它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创立门户,由一贫如洗卓然而成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
真正使“合肥龚”崛起并闻名海内的扛鼎人物,当是第七世的龚鼎孳。
龚鼎孳,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谥端毅。相传有一次父亲带他拜见一当朝皇帝的侄儿,那公子哥儿似乎对龚鼎孳不屑一顾,乜斜了一眼说道:“小小蛤蟆穿绿袄”,6岁的小鼎孳居然毫不怯场回敬了一句“清汤螃蟹大红袍”。这两句从对方着装生发出的比喻,一死一活,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龚鼎孳于1633、1634年科考联捷,18岁即中进士,朝廷旋派他就任湖北蕲水知县。1644年初,李自成进了北京,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龚鼎孳受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同年,清军入关,顺治即位,龚鼎孳再仕于清朝。他从官复(明朝)原职做起,升刑部尚书,越五年转兵部尚书,三年后又转礼部尚书。康熙九年,充会试正考官。
对过去一些人嘲讽龚鼎孳“一臣侍三君”,如今我们很难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评说,但须指出的是,在新政权中,他或多或少地运用自己的位置和影响,为前朝遗民做了些开脱和暗中援救的“地下工作”。
政治上龚鼎孳褒贬不一,在文学史上他的地位却很高,和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并称“江左三大家”。龚鼎孳著有《定山堂文集》、《定山堂诗集》和《诗余》,后人另辑有《龚端毅公奏疏》、《龚端毅公手札》、《龚端毅公集》等。
龚鼎孳和顾媚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千古话题”。顾媚得龚鼎孳宠爱20多年,才艺上他们甚可比肩。常有人来龚府向顾媚索画,她从不拒绝;而碰上求字者,龚鼎孳也乐得让顾媚代笔。顾媚独创的撇笔画墨兰,不袭前人之固有手法,堪称一绝,能把兰花的清幽雅静表现得淋漓尽致。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有真品收藏。她的诗词婉约清新,时人争诵。顾媚病故于北京时,吊者不绝,“车数百乘”,连远在合肥的一帮文人都设了祭坛。作为尚书的如夫人,顾媚破例得到一品封典。
古往今来,合肥最有名的楼宇当数稻香楼,建楼者为龚鼎孳的胞弟、提前退休的龚鼎。稻香楼落成后,龚鼎孳携顾媚数回合肥,就住在稻香楼内。故许自俊在为《稻香楼诗集》作序时称稻香楼既为“季鹰之圃”,又属“司马之园”。前者用张翰(字季鹰)思鲈脍莼羹以引退之典,自然指龚鼎;后者则直称龚鼎孳(兵部尚书为大司马)。
“合肥龚”接下来的知名人物,应是十二世龚照瑗。他主持修复龚家祠堂(在今永红路),倡修了合肥龚家仅有的光绪庚寅家谱。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候补道期间,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做台湾的“后勤部长”,为转运武器弹药和兵员包括送刘铭传到台湾,尽心竭力。
合肥龚“外交代有才人出”也自龚照瑗始,他在驻英、意、比公使任上,秉清廷旨意在伦敦诱捕孙中山,后迫于压力,又让侄儿、使馆参赞龚心湛(后来做了国务总理)放了孙。他的儿子龚心钊是清末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家十四世龚安庆,1933年任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十五世龚镇洲虽未明确外交官身份,但其流亡日本时,受孙中山指派,赴南洋筹募经费,宣慰侨胞。被周恩来称为“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龚镇洲,更为新中国养育了两位外交官女儿——十六世龚普生1945年在纽约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她后来是我国第二位女大使,驻爱尔兰;龚澎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乔冠华、龚澎之子乔宗淮使外多年,现为外交部副部长。
100年前,龚家在合肥刻意营造逍遥津。自号“豆隐”的进士龚心钊将水系略加修整,陆地四大块;临水盖起别墅,以父亲的字命名“蘧庄”。整个龚家花园则俨然“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原来“合肥龚”那时就“放眼全球”了!
(作者是合肥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
文/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