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汤计、张云龙/呼和浩特、包头、通辽报道
25岁当公社党委书记，32岁拥有副厅级职衔，48岁任省部级高官——牛玉儒最清楚，手中不断加重的权力该怎么用
11月23日，是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的52岁生日。
3个月前，牛玉儒因结肠癌肝转移病逝在任上。这个生前被形容为“工作像救火一样”、一年有200多天到各地调研、视察、洽谈的蒙古族汉子，这个生日终于可以安稳地歇在家里。
牛玉儒辞世一周后，家人清理了他的办公室。整整20箱书，是他留给亲人的遗产。
玉泉区石东路小学57岁的美术教师黄小良,8月底起一连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写了3封信，以市民的身份建议学习牛玉儒,“应该像当年学孔繁森那样”。
黄小良仔细算过，牛玉儒在市委书记任上一共493天,16个月,平均每个月招商引资20项。“我姐姐的退休金从200多元翻了一倍,我自己的工资从1200元涨到现在的将近1900元，我家门口的小巷子第一次装上了路灯。”
一场秋雨刚过，呼和浩特市大街边铺排着小青砖的人行道很干爽。这种10多厘米厚、渗水力强的小青砖被呼市市民称作“牛玉儒砖”——他们的市委书记精心选中这种实用的地砖，取代了以前那种一压就碎、雨雪天打滑的红色薄瓷砖。
车行在双向8车道的新华大街上，出租车司机乌建军显得很骄傲，“前面的滨河公园夜景很漂亮，很多外地人专门来看，都说呼市变化大得不敢认，不再破破烂烂、小鼻子小眼地像个嘎查（村庄）了。”
迅速“长大、长高、长胖”的塞上青城，深深烙下原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印记。而这个从内蒙古东部的贫寒之家走出的“巴特尔（英雄）”，这位20多年间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副省级高位的民族干部，身后留下的，自然不仅仅是那些改变了模样的大街、楼群和广场。
谋事不求官
2003年4月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主管外经贸的牛玉儒，在中缅边境考察时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命。
彼时自治区的外经贸刚刚实现了牛玉儒2002年提出“三个2”目标——外经贸出口额达到20亿元，招商外资2亿美元,吸引内资200亿元。“正是工作顺手的时候。”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最清楚,这次“平调低任”的人事变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储波坦率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接手这个职位困难显而易见:
第一,副主席分管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比市委书记间接得多;
第二，呼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干预、关心、过问的人很多,工作不好做。
储波估计牛玉儒也会有思想斗争，就先给他“放风”。正式谈时牛二话没说，愉快接受。“如果一个人有私心，考虑个人利益比较多，肯定不愿意干。”
据说当时牛玉儒并非第一人选。“储波书记欣赏他能打硬仗,不讲条件,素质全面。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交给他心里就‘托底’。”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任亚平说。
“首府要‘首’起来，并且要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中位居前列。”这是储波期待爱将牛玉儒打赢的硬仗。仅仅8个月后，SARS疫情紧绷的呼市，当年GDP超过400亿元，24.9%的增速居全国27个省会、首府之首。牛玉儒还提出，全市到2007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基础上翻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对于“仕途平顺”的牛玉儒来说，这样的考验并不鲜见。
1996年11月，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这又是一次“平调低任”。
与牛玉儒共事多年的自治区人大原主任刘真说，做了3年半区政府秘书长的牛玉儒刚到包头上任时,背后有种种议论和猜测:犯错误了？领导不喜欢了？他却不以为意。
当年5月包头刚刚经历过6.4级地震，城市重建成为第一要务。作风干练、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资的牛玉儒，一时被称作“牛魔王”，甚至有匿名信反映他在城建工程中有“问题”。
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对“牛魔王”这个外号赞许有加:“在有些人回避矛盾、当老好人的情况下，就是需要这样敢于拍板、敢于攻坚克难的干部。”
与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想的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牛玉儒思路”
1952年出生于通辽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牛玉儒,18岁插队,1年后被哲里木盟革委会选中当通信员，当时他给人印象是“眼快,手快,脚快”。
1977年,25岁的牛玉儒到当时通辽最贫困的莫力庙公社任党委书记，把一个最后进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分值,从6分钱提高到1.2元。
1980年前后，他开始给时任哲里木盟（今通辽）盟委书记的石光华当秘书。并在1980年5月随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石光华来到呼和浩特。32岁时，他已是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随后历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直至调任包头市长。
现任自治区高法院长的王维山，与牛玉儒相识于1980年，当时两人的办公室桌子头对头。王维山回忆说，当年的牛玉儒一身蓝的卡叽布衣服，懒汉鞋，绿色军帽，特别单纯朴实。
牛玉儒担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后，一次陪自治区政府主席视察乌兰查布盟，在最贫困的化德县，县委书记为了展示发展乡镇企业的成绩，把家庭式生产的个体刺绣业者全集中在一起做样子。主席发现后很生气，县委书记惶恐万分，幸亏一旁的牛玉儒帮忙解围。看到县委书记坐着借来的客货两用车，牛玉儒还提醒主席，回去后特别给这个县拨了一辆吉普车。
“他能看出形式主义，但也能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王维山说，“作为秘书长，他总是表现得很理性,从来不‘趁风扬土’。”
任秘书长的牛玉儒把“大管家”的协调能力发挥到极致。下属说，他常常“开门办公”，办公室里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像集市”。而他对于别人的请求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协调，办完后又亲自打电话告知对方。
按惯例，“一把手”为了避嫌一般不跑招商引资，但是牛玉儒不这样看，他认为一把手出面才显得力度大。
到呼和浩特市工作不久，他就主动到自治区人大、政协汇报呼市的城市建设规划,交代自己的思路，主动争取区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赢得老同志的理解。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效果奇佳”，为呼市未来城建中协调与自治区各机关的关系做了铺垫。“牛玉儒非常会做工作。”任亚平说。
几乎是看着牛玉儒走上仕途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真，不记得牛玉儒这些年有过什么抱怨。“都说他发展得很顺，其实他也总为人事关系困扰，为了做成事，他常常委屈自己。”
用权于民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呼市新世纪广场，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交通出租公司司机王玉海的车。“他让我随便走，我以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说,“我说呼市没看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建成大嘎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我一惊把车停在了旧城大南街路边，仔细看了看他，说，你在包头干得不错，能不能把呼市建得像包头那样？他笑了,问我哪条路最堵车,道路应该怎么拓宽?拉着父母官转悠，那天我特高兴！”
在呼市,像王玉海这样拉过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出租车司机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骑车、打车将全市的300多条街巷走了一遍。“他对呼市的每个角落比我们城建部门还熟悉。”建委主任孙建华说。
牛玉儒被称作“城建专家”,在他眼里,广场、马路、公园、住宅小区,不是“政绩”、“形象”,而是关系百姓的切身利益。
很少发火的牛玉儒，一次在便道硬化工地发现质量有问题，他大声嚷起来:“百姓的血汗钱每一分都要花好，财政好不容易挤出钱来,你们弄成这样,良心何在？”
“给百姓做事要到位,要认真。我要一条路一条路地验收。”牛玉儒说。
孙建华经常接到他的电话，为了一个突起的井盖，一段“不太顺眼”的护栏，或是盲道上的电线杆。“到现在一做梦耳边还是他打电话的声音。”
呼和浩特市的路曾经也是“拉链路”,市民编了顺口溜:地下埋着几百万,没事拉开看一看。牛玉儒要求道路整修要出精品,不扰民。
5月间他手术后孙建华去探望，他却牵挂着一条正在改造的马路:“一定要快一点,不要拖到年底,老百姓出出进进一头的土。”他气息虚弱,说说停停。
“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
在他到包头任职后,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奋斗,包头的城市建设以震后改造为契机,全市形成经济适用住房1300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从1996年前的6.8平方米达到2000年的22.4平方米,解决无房户、住房困难户2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包头市获颁联合国人居奖的原因就是“改善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
呼市财政局长银孝记得很清楚，牛书记上任刚一个月，就提出要调整当年的财政预算,连续3年提高干部、离退休人员和低保人员的补贴，干部涨工资第一次实行“大锅饭”。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清晨6点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葬礼那天下着雨,出租车司机、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聚集在吊唁厅门外。
“百姓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储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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