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个全国首家女子调查维权中心，当地人评说它是“受伤女人共同的娘家。”而“爱情侦探”实际上就是人见人怕的“二奶杀手”。
11月14日，首家维权中心又开昆明店。短短4天，90多人上门咨询，19个案例已经开始调查。单18日当天，热线电话接了212个。
“我们的目标是有受伤女人的地方就有‘爱情侦探’的身影。”现在，维权中心正在筹备挺进上海，“地址都基本考虑好了，赶在12月底能正式开业。”成都女子维权中心主任张兰华说。
“侦探”大多也是“秦香莲”
“爱情侦探”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查二奶”、跟踪“家庭第三者”，为家庭暴力取证……为受伤女人当“福尔摩斯”，碰到处境为难的女子时，则完全“义务劳动”，不收分文。这样的角色，谁人在担当？采访中，中心主任张兰华向记者透露，九成“爱情侦探”都是受过伤的女人。
洪洋原是成都一名公务员，在婚姻中受伤后，决定离开成都。现在是维权中心昆明站的行政人员，负责对受伤女子的接待工作。
玲英曾经是得邦商务中心的一名普通委托人，2003年，她在得邦的帮助下，得到丈夫有外遇的证据，顺利和丈夫离婚后，成为首批“爱情侦探”中的一员。
11月18日晚9时，记者采访了刚执行完任务的女侦探玲英。
记者：听说来这里工作的“爱情侦探”都有伤心往事？
玲英：是的，我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曾有不开心。
记者：可以透露你的过去吗？
玲英：我是四川自贡人，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和我的丈夫共同创业，公司曾很辉煌。但孩子出生后，我把心思更多放到了家庭，他开始借口打理生意彻夜不归。起初知道他在外面有别人后，为了家庭美满，只是苦口婆心规劝。但他说自己是忙事业，我瞎猜疑，有毛病。当时真的很无助！
记者：不可以离婚吗？
玲英：当时没有他有外遇的证据呀。去公司，所有的职员都帮他说话；我自己找证据，根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所以当时离婚的话，财产分割对我和孩子都很不利。
记者：于是想到让得邦找证据？
玲英：是啊。当时一家地方电视台正在报道得邦，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了那个联系电话。第二天，公司就派人从成都赶到了自贡。他们让我借口去外地旅游，并嘱咐让我丈夫亲自送我上大巴，再在中途小站下车折回自贡。就在当天，她们帮我找到了我丈夫和别人同居的房子，还当场抓到了他们有染的证据。我丈夫当时就跪在我面前认错了。
记者：能挽回婚姻吗？
玲英：不，虽然他当着父母和亲友的面向我保证不会再犯，但我知道，他态度转变只是因为我有证据了。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折磨我，说我多疑，脑子有问题。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婚。当时委托得邦诉讼到人民法院时，我要求法院考虑在财产、房产、储蓄等各方面照顾无过错方。
记者：那最终判决如何呢？
玲英：因为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有过错方，共同存款60多万元中，50多万元都判给了我和孩子，房产和汽车也归我和孩子所有。当时真得很感激得邦！
记者：于是决定当“爱情侦探”？
玲英：差不多吧。那几年的婚姻生活的确让我受尽折磨，如果没有得邦的介入，我可能依旧在婚姻的阴影中俳徊。所以我觉得“爱情侦探”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年初听到“爱情侦探”的招聘信息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在采访最后，主任张兰华告诉记者，维权中心有许多工作人员，她们放弃了有收入丰厚的工作，加入得邦，每月安心领取800元工资。“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是开着小车来上班的，800元连养车都不够，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钱。”说这话时，张主任的语气中透着一份自豪。
十八般武艺练就“侦探”身手
当“爱情侦探”可不容易，要练就侦探独特的“十八般武艺”：乔装打扮、察言观色、跟踪追击、录音摄像……为了确保女侦探能顺利完成任务，招聘人员要接受专业教练的集中培训，具体包括跟踪调查技巧；伪装技巧；使用录音笔、偷拍机等。
据工作人员介绍，维权中心理事长颜国琼女士还自创了一套类似MBA的理论知识＋案例模拟的培训课程。新加入的成员在接受至少半个月的定点封闭培训时，除了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保密原则、维权范围外，还要兼修心理学、化装技术、沟通技巧等相关技能，学会熟练使用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常用的“秘密武器”。
“为掩护身份，我们有时候需要扮成擦鞋匠、卖报小贩、情侣、白领、阔太太、时髦女郎等各种角色，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高超的表演技巧是不行的。例如，当跟踪目标上楼时，为不引起注意和怀疑，大家要顺手提一把菜或一袋食物打掩护……”在课堂上，颜女士喜欢给大家讲她以前的成功案例，教她们如何随机应变、从容应对。
“用心倾听”也是职责
张兰华告诉记者，当初在成都办维权中心时，她们根本没想过全国会有这么多的妇女需要求助。而当越来越多的委托人提出在她们所在的城市办连锁时，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需要得到“侦探”的帮助来对抗负心的丈夫，很多时候，她们更需要理解她们的倾听者。
“女子维权中心不光是通过侦探、取证来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因为维权中心中工作人员的独特经历，前来的委托人都更能畅所欲言，找到归宿感。在昆明维权中心成立的当天，一位白姓女商人到中心后感慨地说：“我等了18年终于盼到了你们这样一个机构！”白女士最初被丈夫虐待，为了报复丈夫，拚命赚钱。但等到有钱时，又觉得雇人杀一个负心的男人没有意义。“虽然有钱，但内心永远是受伤的。”现在，这位白女士申请当一名维权志愿者，在过去的4天中，她每天抽空到中心接待其他受伤的女性。
“她身价上千万，却愿意把事业放在一边，找时间倾听她人的故事；尝试用自己的经历，为弱势女子做思想疏导工作，让他们坚强起来。”同事这样评价新加入的伙伴。而到维权中心第三天，白女士把自己名下的一座避暑山庄和一座5层高的大楼无偿捐出，建议搞一个避难所，无偿提供给家庭冷暴力或是受其它伤害的女性。“人是需要寄托的，我一直在找一个心灵释放点，寄托自己的感情。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白女士说这是她的选择。
“爱情侦探”年内出击上海
在成都的维权中心总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许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都藏着一个故事。
事实上,从今年2月17日首家维权中心至今，中心经手解决了共3000多个案例。据档案管理的人员介绍,委托人来自全国各地。10月初，一昆明委托人飞到成都总部要求帮助，在事情圆满解决后，她又告诉中心负责人，她身边有许多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能在昆明见到这样的机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昆明店就筹备结束了，于11月14日正式挂牌成立。
“现在成都维权中心同时在三个地方开展筹备工作，分别是浙江义乌、上海和深圳。浙江义乌维权中心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月底运作；上海中心在全力筹备当中，预计12月中旬结束；深圳也能赶在农历新年之前开起来。”张主任说，上海的筹备时间最久，现在选址也已拟定，年前肯定能开张。
■记者调查 从免费到上万元
委托人费用因人而异
11月17日，昆明维权中心，一个50多岁的妇女要求维权。她是一名有心脏病的下岗女工，每个月500元的工资都不够吃药，生活很拮据。昆明中心听了诉说后，决定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第一步，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倾听委托人的情况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该妇女拿不到丈夫养情人的证据———孩子13岁那年因车祸死亡，该妇女常年伤心得病。丈夫是政府工作人员，借口她不能生孩子在外包二奶，但对外从不认账。“我找过很多部门，但都因为没有证据而得不到解决，告到单位，材料竟最终落到丈夫的手中！丈夫常得意地说‘没用的，你没有证据。’”
针对这种情况，中心现已派出两名从成都调到昆明的资深“侦探”展开调查。之后，中心还将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但对于有条件的委托人，我们是收费的。”张兰华主任坦诚地说。有些委托人对自己丈夫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例如可提供同居地点，侦查操作相对简单，收取的费用为1500元左右；有些委托人对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只是凭直觉感觉丈夫有外遇，侦查难度较大，收取费用在3000至5000元之间；还有一些人，离开庭只有3、4天的时间了，但手头上一点资料都没有，侦探需要帮他们办理加急侦查，而得到的侦查结果会对他们的财产分割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这时的收费将达到7000元左右。
合法性受争议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以“商务调查”名义注册、实际从事“私家侦探”性质业务的公司有数百家。自从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之后，它们的合法性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侵犯妇女权益的现象日益猖獗，妇女维权的需求日益强烈，而公检法部门的介入有限，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这是颜国琼的观点。
作者:晚报记者谢飞君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