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海南召开的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谈起国内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直言不讳地提出质疑，明确指出“这种制度使冲锋陷阵在科研第一线的人不能带研究生，是错误的。”（据11月21日《海南日报》报道）
事实上，这一类的质疑之声我们并不陌生，在高校系统，在社会上，对现行研究生导师制度的批评时有可闻。不幸的是，多少年的批评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变。并非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但作为具有多年在国外大学教学与科研经验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发出的质疑是不是该引起我们再一次认真地思考？
“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先生的质疑掷地有声，却是习惯于国内思维模式的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如果换了他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引起的会是什么？不敢想象。当然，这也许不是问题，换了他人，又有谁敢提出这样的质疑？创新，我们谈了几年了，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大概不少人还需要重新认识。
杨先生还说，大学承担着三大任务：本科生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如果仅仅讨论研究工作，中国所有大学都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但在另两个任务方面，很多大学处于世界一流的地位。无论是与美国还是欧洲的大学相比，“中国的本科教育世界一流”。
笔者以为，大学的三大任务或者说三大职能是密切相联，而不是截然分离的。我们的本科教育世界一流，我们服务社会世界一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为什么我们的科学研究却就与世界一流大学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了呢？——我们有理由怀疑，不仅仅是博导制度，我们整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用人机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诚然，革除弊端远远比发现弊端复杂的多，困难的多，用人机制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更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机制、体制的问题，一推了之。
就在本届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也坦诚地指出，当前科技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问题。比如，在为经济服务工作中重生产线和先进设备的投入，轻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在科普工作中，重视科学事实的普及和实用技术的推广，对全面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意和落实得不够；在科技成果评价上，重近期论文数量，轻长远实际效果，重个人名次，轻团队贡献，等等。（新华网11月20日报道）
两位专家，不同的表达，却是共同的心声：科技领域的“不协调”陋习亟待根除。比较而言，周先生的所指更为明确、更为具体，涉及面更广，既有政府层面的问题，也有科研人员个人层面的问题，既有纯粹科技领域的问题，也有涉及社会领域的问题，可谓语重心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有一流的大学教育，却没有一流的科研水平，值得反思。从个体角度而言，从事科学研究，就意味着远离浮躁，尽管不能完全，但应该相对超脱于社会；从国家角度而言，则需要立足各级各类科研机构的现状，建立科学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大投入，倡导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革除科技界的陋习，逐步建立高效率、高水平的科研新格局。
提出质疑，是因为心存希望，质疑之后，我们满怀期待。我们不愿看到，类似的质疑以后会再次被提出，如果那样，质疑的热情恐怕也终将慢慢为专家们所丧失。(稿源：红网)(作者：刘楚汉)(编辑：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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