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医院在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间非法自行采血，导致13名患者在该县医院经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要一查到底”的指示下，目前，该县已有7名相关责任人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玩忽职守罪”被“取保候审”，11月5日，检察机关对其中两人（该县卫生局局长、副局长）向法院提起公诉。
据说，这是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内“首例”因非法采血而造成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重大医疗事故；而同样，对在如此重大医疗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提起公诉，也开了防治艾滋病刑事问责的先河。
今天（12月1日），是第十七个“世界艾滋病日”。17年前，艾滋病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重视，而那时的中国，还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艾滋病的防治一直处在遮遮掩掩的状态。在丧失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中国艾滋病的发展已经到了“严峻时刻”。
好在，如今，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各级政府已经开始把防治艾滋病正常地列为政府的应有职责。而按照现代政府管理原则，对所有的政府职责，都要有“是否渎职”的问责程序：对防治艾滋病工作不力，有关官员起码要负行政责任；而像清水河县那样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大医疗事故，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无疑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但是，清水河县作为防治艾滋病刑事问责的一个“先例”，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孤例”。我们相信，在全国数十万的艾滋病感染者中，一定有和清水河县一样在《献血法》实施之后、因非法采血的医疗事故而感染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地方有官员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不正常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调查，然后对现任的、或者当时负责的官员追究责任。
而且，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是盯着医疗事故，只对医疗事故中的责任人问责。在防治艾滋病的系统工程里，各个环节都要有人负责。比如，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是否到位、采血供血资金的投入是否充足、防范机制是否建立和完备、治艾药品是否合理发放、对困难家庭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是否实现免费等等，这些属于政府日常的管理工作是否做得好，也要有一个监督、考核、奖惩程序。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前几天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在从事艾滋病防治事业的人群当中，“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口头上非常重视防治艾滋病，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或许，对发生重大医疗事故的责任官员追究刑事责任在过去或以后，都不会多见，但日常工作的考核，追究那些“没有做太多事情”的失职者的行政责任应该成为常态。
听凭艾滋病蔓延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如果说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仍然对防治艾滋病麻木不仁、拖延应付、得过且过的话，问责，将是一支强有力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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