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超元年让你能想到什么——改革风暴、赌球丑闻、裁判信任危机、球迷与球市……当首届中超即将在本周六谢幕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问题萦绕心头：改革能救中国足球吗？赌球还有治吗？裁判问题是自身水平问题吗？球迷的利益有保障吗？为此，我们特编辑了中超元年批判系列，以探讨的心态来审视中超元年、审视中国足球。
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提到中超元年，最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深圳夺冠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一个似乎很遥远的词汇——革命。
中超元年的改革风暴随着北京现代队的罢赛拉开帷幕，紧接着在国安俱乐部召开发布会质疑足协的处罚时，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出现在现场，并坚定地给予国安支持。然后，“徐十三条”出现了、投资人联席会议召开了……中国足球的这个秋天是当之无愧的“多事之秋”。投资人曾被冠以“革命派”的称号，一时受到了外界的高度追捧。只是一位社会学家平淡地说：“不要用革命这个词，革命的破坏力太大。何况，他们不是在革命。”
和阎世铎掰手腕并不容易，但徐明、张海此前都没有料到这一点。“改革派”气势汹汹的攻势被足协轻巧地化解，除了暂停降级多少还满足了一些投资人的愿望外，“中超改革小组”名单的出炉让投资人怒不可遏，财务预算的公布让投资人哭笑不得。一位相关人士意味深长地说：“徐明、张海只有资本是不够的，阎世铎的政治手腕要比他们高明得多。”于是，终于有人明白，改革，原来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投资人的愿望是好的，而且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张海和张曙光强调：“我们不能把改革弄成市井械斗。”所以投资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接连三次的联席会议，呈交给体育总局的公开信，当然，他们还向国际足联讨说法。但不知道投资人知道不知道，在他们的材料送到国际足联之前，中国足协的相关材料早就静静地放在那里了。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改革派”和足协到底在争什么。成立中超公司是“改革派”提出的，可被称为“中超之父”的郎效农早在三年前就拟出了相关方案，只是由于受体制等多种客观原因所限，中超公司还仅存于纸上。
改革出路何在
杨一民在11月17日那个中国足球耻辱的夜晚喃喃：“中国足球必须要改革了……”对，中国足球需要改革，可是要从哪一部分入手？裁判？赌球？不规范的运作方式？……
可以看出，疾风骤雨是达不到改革效果的，面对疮痍满目的中国足球，改革注定是一场长期行动，无法在朝夕就取得成果。足球是市场行为，在中超联赛中，很多行业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了。虽然这个市场的基础不是太好，但也还能勉强维持。目前的改革，只能在这个现有的基础上进行，首先把它维护好，然后再操心如何能使它更完善，再上层楼。
如何做到这一步，俱乐部与足协都需要反思。尽管投资人对足协把联赛出现的问题都归咎到俱乐部感到愤怒异常，但不可否认，派系问题是怎么出来的？是谁带起的贿赂裁判之风？一场场默契球是谁操纵的？同时，足协也要反省，为什么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为什么对这种弊端没有强腕治理？又是谁纵容了俱乐部的这些行为？如果两方都想把自己弄干净，而把污水泼到对方身上，那改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请将“对抗”转为“对话”
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满腹辛酸：“他们（指足协）说我们落井下石，一下就把我们划分成另类了。”张曙光痛心疾首：“我们提的意见，足协根本就不听。”一位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足协和俱乐部应该是利益共同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其实这种对抗让人只能苦笑摇头，因为其结果只能使中国足球的大环境越来越混乱。也许双方都应该做一下换位思考，“对话”真的比“对抗”还难以实现吗？
也许，投资人提出的很多方案确实一时难以实施，但错不完全都在足协，因为郎效农早就提出过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方案。而徐明和张海的急于求成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阎头儿也没必要将“合作”转化为“敌视”。现在双方这种“对抗”丝毫无利于改革，“对抗”的最后结果是将我们已经有的足球市场也给毁掉，两败俱伤。
也许，只能等待第三种力量介入，中国足球才能从现在这种意义不大的“争斗”中抽身，全力投入“改革”。（新华网-北京晨报 记者 周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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