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自去年10月1日实行自愿婚检以来，全国各地婚检率急剧下降———南京的婚检率从98％跌至1％，广州则由97％降为4．43％，至于农村地区更是逼近零。针对一些专家恢复国家强制婚检的呼吁，黄建林先生明确指出“如果‘强检论’抬头，恢复强制婚检，那就是走回头路，是法治的倒退”，认为应该“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11月23日“青年话题”）。对此，万音先生撰文回应（11月26日“青年话题”）。笔者阅后，感觉如梗在喉，愿一吐为快。
专家呼吁恢复强制婚检，就是因为与他们的“奶酪”有关，这样的话怎么听怎么有点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众所周知，预防疾病的费用远低于治疗疾病的费用，这也是预防医学能够存在的重要条件。因此，如果这些专家们真有某些利益诉求，那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婚检才是———病残儿童出生后的治疗费用，绝对远远高过婚检的代价，这块“奶酪”才真是大哩！倘如此，他们还铆足了劲儿呼吁婚检，岂不是天下第一傻冒？
事实上，呼吁恢复强制婚检的专家来自多个医学领域，可以说，只要是学医的人，就不会漠视婚检的作用，而在当前的情势下，多数医者包括笔者这样从事工作与婚检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是强检论的支持者。退一步讲，即便其中确有某些专家真是因为与婚检机构有利益关系而呼吁，也不见得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毕竟婚检的意义是明摆着的呀！比方说，消防器材的生产厂家向民众宣传防火知识，顺带呼吁居民最好每家配备一个灭火器。按照黄先生的观点，既然厂家讲授防火知识有推销灭火器的嫌疑，因此宁愿冒家中失火的风险也决不破费购买灭火器，以免成全了某些“奸商”发财的机会！
婚检的费用，一直是被诟病的对象。果真如此吗？现在，中国人的结婚费用是多少？2004年8月对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的占到四成多（广东民政信息网）。而一对新人的普通婚检费用为232元，仅占结婚费用的不到百分之一，真可谓九牛一毛。因此，如果说婚检费用是阻止人们进行婚检的主要原因，绝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婚检率急剧下降的原因，广州媒体的调查显示主要有三：图省钱省事，婚检一次起码需要半天时间，最低费用每人百元左右；怕检查出疾病尴尬；更多人则认为双方恋爱多年，又早已同居，不会因为婚检查出病就不结婚，如此婚检就变得多此一举（《南方日报》）。南京的情况则显示，“很多新婚夫妇要么怕检出疾病影响结婚，要么认为能过性生活就可以结婚，对待婚检的态度十分冷淡。”（新华报业网）
上述调查结果毫无疑问使某些评论家脸上无光———去年，他们可是说“只有自己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最负责，对自己的爱人最负责，对自己的后代最负责”。对于婚检事实判断出现的巨大误差，评论家们不是虚心承认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理由。有些人抛出了孕检（孕前检查）的理论，还班门弄斧质问医生：“孕检，知道不？”（《沈阳今报》）“博学”的时评家们，中国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但有几对夫妇是按计划“播种”的呢？婚检尚且不能保证，孕检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由于国情和民众素质，很多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都要经过试点。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试点是一个好东西，干好了向全国推广，搞坏了只烂一块，损失不大。强制婚检的取消，是没有经过试点的，所谓论证也只是在纸上进行，是典型的“书斋决策”，这就注定了自愿婚检的政策一经出台便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强制婚检取消后婚检率迅速跌停的严峻局面，决策者的反思本是必不可少，但评论家们的言论，却有如一针针起死回生的强心剂，为他们提供了拒绝反省的有力支持。
“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话说得好轻巧！生不生孩子是一种私权利，但这种私权利绝不像“夫妻看黄碟”那样不危害社会，因为病残儿童出生的后果，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明知道病残儿童会增加，也有预防的办法，却要人们“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将“法治”建立在数以百万计缺陷人口出生的基础上，这样的“代价”未免也太血腥了一点！当年，计划生育便是依靠政策强制推行的，遭遇了批评、抵制与挫折，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果等到社会上首先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等到绝大部分民众有自发的控制生育的要求，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啊———今天的中国，至少要多3亿人以上，你能想像那是怎样一种恐怖景象吗？
笔者以为，在现阶段，恢复强制婚检是惟一可行的办法———西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恢复强制婚检不会比它们更离谱。这是一个可以主张权利的时代，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民众对制度执行的自觉性离理想的国民要求还有太大的差距———红灯停，绿灯行，横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是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的教育，但只要没有交警在场，乱闯红灯的车辆与行人相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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