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教授，是在我国抵抗艾滋病的历史上写下无数个第一的人。
他第一个发现了河南艾滋病村。自从1999年7月在河南首次发现了艾滋病人，他就自觉展开了艾滋病的调查。调查期间，他被当地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三年之内，他11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艾滋病人住进他家，同楼的住户跑了个精光。
他是第一个把自己关于艾滋病的专业调查报告亲手送到中央的人，第一个奔走呼吁，请求国家对艾滋病人实行免费治疗。
高耀洁，这位78岁的老人，一个当年拉响艾滋病警报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一个特殊象征。
对艾滋病人8年的无私帮助，让这位老人家中一贫如洗；为了给艾滋病孤儿寻找一个新家，她不顾高龄奔走在河南山东两省；为了推动社会帮助艾滋病群体，她自费出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61万份，免费赠送。高耀洁说，她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试图隐瞒艾滋病真相的人。
采访高耀洁：
我们这个小区是140多户，我说拿120本书给他们送送，其中有30多家不要，说这是黄色书，他是好人，他不会得艾滋病，你说可怕不可怕。艾滋病人不敢暴露身份，你想一想他不敢暴露身份，他还要到处看病，他跟正常人一样，结果这不就是一个传染源吗？他为啥歧视艾滋病人，就是叫艾滋病人抬不起头来。主要是啥呢，宣传力度太差，不是不够。下一步最好的是要宣传艾滋病是病，艾滋病人也是人，我们要征服这个困难问题，这是一个没有枪炮的战争，我们不能再当儿戏，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
濮存昕，我国第一位自愿宣传抵御艾滋病的形象大使，第一个为消除社会偏见，公开与艾滋病人紧紧握手的演艺名星。李丹，24岁的青年志愿者，这个中科院地球所的研究生，放弃专业赶到河南，建立了第一所艾滋孤儿学校。
这些一个个自愿自觉地站在抵抗艾滋病前沿的民间人士，也许每个人的力量都微乎其微，但是他们的声音最终被政府听到。2003年国家开始对河南的艾滋病高发区免费进行治疗救助，桂希恩的一个愿望终于实现；国务委员吴仪亲自看望高耀洁，肯定了她的作法；而更多的艾滋孤儿学校开始由政府建立，也许李丹他们这些志愿者们能早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而桂希恩他们说，只要国内艾滋病魔还在，他们就不会停止自已的行动。
11月5日，内蒙古清水河县2名行政领导因为涉及非法采血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该县医院在1998年至2000年三年时间内，非法自行采血导致13名患者因为输血感染上了艾滋病。事后我们注意到，就在案发的1998年，恰恰是我国《献血法》正式实施的日子，地方自行采血被宣布为非法。其后的3年，是我国开始对艾滋病逐步认识和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个大环境下，清水河的非法采血却在持续进行，直到发生病人输血无辜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
然而清水河县镇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麻木并不是个案。就在前几天，卫生部领导到河北霸州视察艾滋病示范区时，有当地政府的一位领导人千叮万嘱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到河北霸州这四个字。而山西夏县一位县卫生局领导，就因为张贴了防治艾滋病的标语，差点被上级政府部门解除官职。卫生部曾多次意欲组织媒体赴艾滋病疫情严重的河南省采访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在艾滋病“兵临城下”时，一些政府至今还在遮遮掩掩。
让我们看看其他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中国青年报》：
中国的艾滋病运动已经进行到了突破瓶颈的阶段，这个瓶颈就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合作。
《新京报》：
当前艾滋病防治不能靠政府孤军奋战，每一个人、企业、团体，都有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泰晤士报》（英国）: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协调员雷若舟博士认为，2004对中国来说是务实的一年，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近距离接触艾滋病患者，说明中国握别了一个艾滋病暧昧和被动的时代
《新闻周刊》（美国）：
全球艾滋病防治开支从去年的31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47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在艾滋病面前，所富有和贫穷的国家都一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路透社：
病毒没有思想，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被传染，也正是这个原因，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不应该被社会歧视。
法新社：
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艾滋病死亡和感染人数创23年来的双高，抗艾是一个全人类的无国界的持久的斗争。
《议会报》（俄罗斯）：
到2008年俄罗斯会有约40万人死于艾滋病，极大地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国民安全。政府应该考虑立即从法律角度来完善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计划。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