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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三年为艾滋丈夫打赢官司(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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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12月02日01:23 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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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因医院输血不慎感染了艾滋病。妻子毅然走上诉讼之路，状告医院为丈夫讨还公道。
历时3年，夫妻历经磨难最终胜诉，获得赔偿。
与艾滋丈夫朝夕相处，妻子坦然面对，她说，这是一种责任，做人就应该这样。
丈夫确诊艾滋病3年了，于平平说，她不嫌弃丈夫，她很看重这个家。本报记者秦文摄
在于平平和丈夫租住的家中，珍藏着一张温家宝总理和李永生握手的照片。照片是2003年冬天，温家宝总理到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人时照的，于平平说，这是她家最珍贵的礼物。
2004年11月26日，山西境内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于平平和李永生租住的家里，宽敞的院里晒着海带，种着香菜、菠菜和小葱，门上贴着门神，与任何一个农家没有区别。
这是李永生确诊艾滋病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两人结婚的第14个年头。这些年，于平平和李永生一直生活在一起。
作为山西运城一位普通的村妇，35岁的于平平几年来历尽甘苦。2001年7月起，她带着被查出患有艾滋病的丈夫辗转求治，为了讨回公道，她将因为输血不慎导致丈夫患病的山西省某地级医院告上法庭。2003年7月，案件以庭外和解告终，她为丈夫争取到了医院的赔偿。
噩梦从丈夫烧伤开始
于平平的故事要从8年前讲起。1996年10月的一天，刚刚起床的于平平正给在水泥厂上夜班的丈夫和不到两岁的女儿准备早饭，邻居大婶在门外看见她就吃惊地大喊：“你怎么还在家，你知不知道厂里昨天夜里出事了？”
“出啥事了？”“昨天厂里发生爆炸，当班的几个人全被烧伤了。”于平平当时就瘫倒在地上。她说她的人生就是从那一刻起完全改变了。丈夫当时烧伤面积达90%，在当地一家大医院，他被大量输血，接受了植皮手术。
8年后的今天，记者见到的李永生，高大，消瘦，肤色暗黄，脑子时不时会混沌，记忆力差，据说这是吃治疗艾滋药物的正常反应。除了手背和胳膊上还可以看到植皮后的痕迹，烧伤的外皮肤基本上已经恢复，李永生自己也认为他是那几位烧伤同事中恢复最好的一个。可是事情并未就此了解。
2000年10月，李永生开始腹泻不止，怕冷，总是犯困。于平平带着丈夫到处求医，从河津到运城，从运城到西安，辗转近十所医院。终于，2001年5月底，李永生被陕西省卫生防疫站确诊患有艾滋病。
我一开始就决定要打官司
知道丈夫确诊艾滋病那一天，于平平在西安街头一直的走，从中午走到晚上，直走得脚底血肉模糊。“没有痛，真的感觉不到痛。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平平几乎没有犹豫就断定李永生是那次烧伤住院时输血感染上的艾滋病。“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为丈夫打一场官司。”于平平说。
几天后，于平平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此之前，她到的最远的地方是距离运城三小时路程的西安。
这次来京，于平平顺利找到了治艾专家曹韵贞教授，并于2001年7月13日，将李永生送入地坛医院进行治疗。同时，于平平开始了另一项艰难的工作：请律师打官司。
何时才能跨过法院的门槛
于平平承认打官司很难很难。“这是一家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医院，我没有钱，我不想走太多冤枉路，我一开始就想在北京找律师。”
在北京，于平平辗转找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律师，这位律师曾成功代理过好几起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这是2001年的8月。之后，于平平一直和律师保持联系。律师建议她直接到山西省高院立案。
可是，立案却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于平平丢失了几乎所有的证据，除了可以证明李永生在那家地区医院住过院外，连病历和输血证明都没有。按照法院立案的程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原告、有力的证据。于平平显然不够条件。
这期间，于平平也多次前往山西省高院立案庭询问。“每次看到高院门前高高的台阶，我都会想，这么高的台阶，这么高的门槛，我什么时候才能跨过去呀？”于平平说当时的自己，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内心既敏感又脆弱。
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
2002年春天，于平平带着李永生到北京买药时，再次见到自己的代理律师，律师面有难色，说：“这个案子很难，如果你放弃，对我来讲也是种解脱。”
于平平几乎丧失了全部的信心。李永生也劝于平平算了，别再打官司了，家里也没钱再折腾了，还是给自己考虑一下出路吧。
那天夜里，于平平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打电话给大姐夫的一个外甥，这位外甥将于平平介绍给了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大民，这是一位一直致力于做法律援助的年轻律师。
杨大民决定为于平平提供法律援助。两年后的今天，杨大民再次回忆与于平平的交往时说：“这个女人似乎没有抱怨过任何人，包括医院，包括法院和以前接触的律师，也包括没有给她提供帮助的李永生的家人。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我知道。”
2002年3月，于平平却意外地收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山西省高院最终还是受理了这个案件。考虑到属地问题，将其分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可是，随后的取证却异常艰难。
2002年4月1日，杨大民得知最高法出台了举证倒置的条例，杨大民向于平平建议撤诉，再重新上诉重新立案。于平平接受了杨大民的建议，撤诉后重新上诉。案子终于立了，可是于平平又一次撤诉。
庭外和解获得了赔偿
于平平撤诉的原因是被告的那家医院主动找到她要求和解。
于平平表示，她之所以愿意接受庭外和解，是听说了很多执行难的情况。她说：“我担心到时即使胜了，胜的也是一纸空文，李永生和这个家庭需要实际的帮助。”
2004年11月28日，面对记者，那家医院没有人愿意谈起当年的情况。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这个地区的大医院都有一批长期联系的卖血人群。
他们在接到医院需要用血的消息后，会很快到达医院，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床上躺着卖血者，隔壁床上躺着输血者，那时，对于卖血者血液的检验，还没有艾滋这个项目，甚至没有肝炎的检查。
医院以一种默认的态度，找到于平平，希望通过一些经济补偿让她收回诉讼。于平平答应了。2003年3月底，于平平和医院签订了协议，医院赔偿28万元，于平平承诺不再追究。
于平平说她直到现在都没有恨过医院，恨过大夫。因为这不是医院的错，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要怪只能怪李永生运气不好。这一点，李永生也表示认同，他说：“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生病以来，我得到了很多关心。”
她很多时候是为别人活的
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到地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李永生有幸成为与总理见面的艾滋病患者。后来，温家宝总理和李永生握手的镜头就上了电视，李永生在村子里也成了名人。可是，知道李永生病情的人越多，于平平的思想压力就越大。
2001年年尾，还住在丈夫工厂宿舍里的于平平突然决定搬家。原因是女儿班上有个同学跟她说，你爸爸有传染病，我们不跟你玩。于平平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回了老家农村。她说：“我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生活在歧视中。”
回到老家后，为了不影响别人，李永生和于平平在邻村找了处闲置的院落，以每年200元的租金住了进去。
渐渐的村里人也都知道了李永生的情况，于平平又将孩子转进县城，交给姐姐抚养。
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于平平的选择。几个相熟的婆姨就附在于平平耳边说：“从他烧伤到现在，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你还年轻，你应该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于平平自己也矛盾过，她说，其实跟李永生的生活里，早已经没有了爱情，只是一种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基实我每次矛盾时，就会考虑，我就这么抛弃他，别人会怎么看，将来孩子会理解我吗？以后我自己会原谅我吗？所以我绝不会抛弃他的。”
李永生生病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莫名的烦躁，甚至殴打于平平。记者见到于平平时，她上次被打骨折的那个无名指刚刚复原。于平平说，李永生每次打她，她都有种一去不回的冲动，可是一看见李永生病殃殃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心就软了，就觉得还是应该陪他走到底。“我可以理解他的任何举动，毕竟他是病人。”
说到打人，李永生当着记者的面哭了：“每次打过她后，我都很后悔，可是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李永生说他不敢想没有于平平的日子，没有她，他肯定活不到现在。
“她活得很累，很多时候她是为别人活的。”于平平的弟弟这么说姐姐。他曾在得知姐夫病情的第一时间，就劝姐姐离开姐夫，起码不要在一起继续生活，可是姐姐没有听他的。现在，他已经默认了姐姐所做的一切。
临走时，于平平提了一个要求：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人愿意收养小孩，她想让女儿远远离开家乡，离开艾滋病的阴影。（应当事人要求，于平平和李永生均为化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秦文
京城律师倡议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界希望以个案推进艾滋病立法
本报讯（记者魏铭言）昨天，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向中国律师界发出呼吁，希望律师主动向权益受到侵害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这个呼吁，由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和律师杨大民共同提出。田文昌承诺，如果艾滋病人认为自己的遭遇，包括感染侵害，社会歧视、隐私被公开或救治无门，并愿意诉诸于法律的，他都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杨大民律师曾代理过一起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身侵害案。
通过这起案件，他从中感受到了艾滋病人的困境，“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患者最急需的是社会理解，最缺乏的是法律援助”。
据了解，目前律师业界普遍认为，艾滋病法律援助的难点在于，许多感染者不愿在法庭上公开身份，他们担心那样会引出更多的尴尬和麻烦；另外，艾滋病的感染途径隐秘，感染者作为弱势个体，很难拿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被感染的过程是受到了人身侵害。
虽然昨天起开始实行的新《传染病防治法》中也出现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等字样，但在目前的中国，尚没有针对艾滋病人群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明确法律法规。
田文昌认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指起诉病毒传播方打赔偿官司，还包括感染者生活、就业、为人的各种层面。比如：反歧视，感染者隐私不能成为媒体的炒作对象，感染者不应被拒绝就业，感染者应享有与普通人一样的正常生活权益等等。在立法层面，田文昌呼吁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能通过个案的解决推动中国政府为艾滋病立法的进程，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鉴于目前感染者与律师之间尚没有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田文昌和杨大民希望关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团、组织能够与律师界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推动中国艾滋病的法律援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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