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
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对于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目标，为“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04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研究部署了2005年的工作。我们应如何评价2004年的经济工作？200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有哪些？会议为什么特别强调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深化改革等？带着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教授。
《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方面可用“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改革开放”、“经济健康发展”等予以概括。您认为这一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李兴山：总的看，200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进行预防性、前瞻性的宏观调控，三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这三个特点集中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改革和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主要表现是：从发展战略和目标看，面临着从总体达到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人均ＧＤＰ超过1000美元，表明我国已进入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由建立到完善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后过渡期，面临着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新的挑战。
新的转折时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及四中全会作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前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关键时期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也是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面对新形势，真正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具体表现。因此也可以说，审时度势、防患未然、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2004年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特点。
《瞭望新闻周刊》：这一年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应当说成效显著。但回过头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科学发展观问题存在着把握上庸俗化、执行时简单化、片面化的现象，进而造成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应当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李兴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它既是在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又是在认真分析我国国情和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战略眼光、全局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认识和理解树立科学发展观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9．4％，ＧＤＰ由1473亿美元增长到1．4万亿美元，增长了10倍。这是来之不易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和消耗资源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的不平衡、不协调；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等日显突出。随着经济总量的越来越大，经济翻番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从长远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始终保持这样一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如何来保持？更进一步考虑，在我国基本国情条件下，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分析和认真思考。我们不能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也不能生硬地模仿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明确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宗旨。试想，如果我们的经济速度加快了，现代化的水平提高了，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恶化了，生活节奏超限了，人均寿命缩短了，这种高速度和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经济发展、现代化不能光有速度指标、高楼大厦指标，还必须要有人的幸福指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标。因此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观、长远的发展观、求实的发展观、辩证的发展观，它并不否认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而是要使经济发展得更好、更快、更有协调性和持续性。这恐怕就是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精神实质。至于有的同志担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压速度”、“一刀切”、“理想化”等，那都是一些误解。
《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中央再三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而目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需求再度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一些地方对宏观调控仍存在等待观望态度，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您如何评价这一年来的宏观调控？为什么说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李兴山：从一般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宏观调控，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概莫能外。过去我们说亚当·斯密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反对政府干预，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亚当·斯密并不反对必要的政府干预，只是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因此，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说成是今天搞明天不搞的运动，它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只是有政策取向的不同，比如是紧缩性的政策、中性的政策、还是扩张性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有不同意见，并不是笼统地对宏观调控而言，而主要是对政策取向及其采取的时机和手段的不同看法。
实际上，我们今年以来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以抑制某些领域投资规模过大、预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主要倾向的紧缩性的政策。对于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取向，开始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些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前些年一直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倾向的扩张性的政策，忽然这种政策淡出，转而采取另一种政策取向，大家有一个转弯的过程。第二，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和信息掌握的不同，对形势的判断不同，因此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由于角度和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分析和看法。第三，由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取向带有一定的预防性和前瞻性，不像以前曾出现过的明显的物价上涨和高通货膨胀率，压力不大，也就认识不足。
应当说，有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能会各有局限性，也可能会各有道理。中央广泛听取这些意见，有利于科学决策。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务院提出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以及不搞“一刀切”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想也是在吸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践证明，进行宏观调控中央要有权威，而只有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宏观政策才能真正有权威，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仍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虽然也在不断改进，但也难免有不完善、不规范之处。比如，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不但要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还要有灵敏有效的传导机制和反应机制。如果企业可以借钱不还，利率的调节就不会起作用；如果企业盈利亏损都一样，税率的调节就不会起作用。更何况，在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时，市场所发出的各种信号也未必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主观意志加进来，也是难免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而且还有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因此，如果只调总量不改体制，只砍项目不转机制，有些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您如何评价2004年或者说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形势？为什么要将“加大改革力度”置于明年经济工作部署与宏观调控并列的突出位置？目前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改革似乎都处在胶着状态，未来改革的着力点应在哪些方面？
李兴山：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所谓完善，并不是轻轻松松添平补齐，也不是轻轻松松的收尾，所谓完善，实际是攻坚，是决战。之所以说是攻坚，就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好改的、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需要完善的大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之所以说是决战，是因为我们在1995年关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已经提出：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要问目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什么阶段，打个比喻说，就是处于“爬陡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离目标的顶峰不是很远，但越往上爬，坡度越陡，困难越多，步履越艰难，因此不下大决心，没有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是很难爬上去的。而如果停下来不爬，就是不上不下，不伦不类，不但许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还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而如果不进则退甚至掉下来，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当然，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爬上这一陡坡、达到预定目标的。
至于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打攻坚战，我认为主要应打好以下四大战役：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总体上说，这一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也应看到，目前国企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仍需继续打攻坚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做到的四句话主要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应当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真正要达到上述两个目标，固然要解决班子问题、管理问题、结构问题、布局问题等，但核心还是要解决产权问题、体制机制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打攻坚战的这个“坚”之所在，必须有统一认识。否则，攻坚战很可能打成游击战，游击战就必然打成持久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所有这些阐述，实际上为进一步打好国有企业的攻坚战指明了方向，应当坚决地贯彻执行。
二是农村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20多年来，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增收减负为主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农村的改革只停留在家庭承包和增收减负的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只是放权让利、帮困扶贫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面貌，也难以从根本上打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营方式和经营观念。因此，从总体上说，农村的改革应当由过去基本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转向以制度创新和提高市场化水平为主攻方向的改革。这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必由之路。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农村改革，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逐步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能够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不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而且还涉及到农民自身素质提高的问题。
三是金融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和中枢神经，它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既有很大的融通作用，也有灵敏的调节作用。因此，在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整个市场化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总体上看还很不适应。其主要表现是：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步伐比较缓慢，资本市场还只是初步建立，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信用体系和信用观念比较薄弱，货币政策及其各种工具还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等等。应当看到，金融改革既有很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有很大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必须谨慎行事，逐步深入。但从总体上看，金融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是大势所趋，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以打好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攻坚战为突破口，不断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引向深入。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地位。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要求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按世贸规则办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即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企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是，相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仍将是整个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之所以说是重点，就是如前所说，它在整个体制转变中处于改革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机构改革。
之所以说是难点，主要是因为：第一，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不但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而且还涉及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有较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第二，如果说政府改企业、改农村尚且是革别人的命，而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则是自己改自己，革自己的命。俗话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难点所在。
总之，对于我国的体制改革，我们可以套用孙中山先生一句名言的意思：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考虑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我认为国家还是应当有一个跨部门的、综合的、有一定权威的、专门的改革研究和组织实施机构。这样既可以超脱各部门的局限性，全面地、综合地考虑改革方案，又可加强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从而加快改革的步伐。其次，对于一些重要的改革也应有一个大致的改革的进程表，任何一项改革总不能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没有时限地搞下去。
《瞭望新闻周刊》：您能否对2005年我们经济发展情况作一个预测？
李兴山：不能说预测，可以作一下展望。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们固然要抓紧时间完成“十五”的各项指标和任务，但不会是盲目地大干快上、“高速冲刺”的一年。从现在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来看，明年一年，将是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年，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年，也将是加快结构调整、狠抓薄弱环节，使整个经济社会更加全面、协调、健康、稳定发展的一年。中央在宏观上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是以防止经济过热为主要取向的，因此经济发展不会“大起”，同时又确定了8％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实际也不算很慢，因此也不会“大落”。可以说，防止大起大落、平稳较快发展将是明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我们希望明年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大好环境中，着力能在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为“十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使2005年成为两个“五年计划”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文 ／ 瞭望周刊记者 韩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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