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在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找到马四弟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多钟了。眼下正是繁忙的开镰时节，他不在家。等了一会儿，他拿着手机一边打电话一边向我们走过来。脸色黝黑，身材敦实，他跟我拉拉手，继续讲电话。
握手的那一刻我明显地感到，他的手很粗糙，这让我确信他的确是一位在田中辛苦耕作的农民。
讲完了电话，他示意我进屋坐。这是一幢四层楼的大房子，连着3个门面，一楼大厅足有200平方米。马四弟说，这幢耗资不菲的房子是海外的亲戚资助建起的，为的是他们回来有个地方住。
首次种粮亏了30万
“那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设备已经买了，合伙人走的走，散的散，只剩我一人。承包合同是我签的，大家都把数认到我头上。”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不很顺利。人还未坐定，就有3个电话打进来找他，谈的都是收稻子、卖稻子的事，此后又不断有电话来找他。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些电话的间隙里进行。
来之前，我已经知道，马四弟并非种田出身。早些年，马四弟以养虾、蟹为生，并从中掘得“第一桶金”。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种粮食的？
马四弟（以下简称“马”）：1997年开始种，因为那个时候100斤稻谷能卖70多块，看到田丢荒没人种，我就去灭荒复耕，不让这个田浪费。我跟一些人合伙，承包了和平下寨、中寨管区多年丢荒的约1000亩耕地，由我做代表在合同上签字。
记：100斤70多块还是有钱赚的吧？
马：种的时候是有钱赚的，种起来以后，100斤就变成了40块，所以就亏本了。亏了30万。
记：你当时怎么办？
马：那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设备已经买了，合伙人走的走，散的散，只剩我一人。承包合同是我签的，大家都把数认到我头上，这些地也就只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记：很困难吧？
马：很困难啊！稻谷一便宜，我就觉得这下死定了。但就算死定了，也要博一下，也要看看以后的行情。假如不种了，那就肯定死定了。
借钱种粮至少亏4年
“那几年一共亏了70多万。”“其实，去年粮价上涨才赚到钱，粮价不涨还是赚不到钱。”
记：那个时候你还有钱吗？
马：没了。我有些亲戚在国外，香港美国有十多个亲戚，就跟他们借钱。
借了50万，是新的本钱。
记：50万够花多少时间？
马：当时是1000多亩，买肥料、买机器、买种子、给人工钱，一造50万就用完了，有一部分还了以前的欠款。
记：借钱种的1998年的早造情况怎么样？
马：又亏了。
记者：那个时候你害怕吗？还有人借钱给你吗？
马：害怕啊！我先把卖粮食的钱还给海外的亲戚，还跟我兄弟凑了一些钱还。然后，再跟海外的亲戚借钱。有借有还的，他就肯再借给我。后来，我就再向他借了50万。
记：那你就是每年都先还再借？
马：不是每年，是每造，8月份还钱，到9月、10月再借回来。
记：你一直在用亲戚的钱种田？
马：去年还清了。从1997年到2001年一直在亏，2001年的强台风影响，早造亏得很厉害。那几年一共亏了70多万。我同时还在搞养虾、蟹，赚了30多万，总数还是亏了40多万。2003年早造我把借亲戚的钱还清了，2003年的晚造粮食涨价，我赚了钱，就买了久保田这些机器，来收割播种。其实，去年粮价上涨才赚到钱，粮价不涨还是赚不到钱。
记：你一般是怎么工作的？
马：种的时候，种子公司就来找我，问我要买多少；插秧的时候有人来找我，要给我插秧，从附近惠来县来了400多人找我，问要不要插秧，1亩地原来的工钱是38块钱，现在是50块钱；以前没有收割机，到收割的时候收割队就来找我，现在自己有收割机了，就自己收；收了就卖给粮丰公司。
给我种地的基本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种，怕辛苦，怕名声不好，别人一说你是种田的，就觉得名声不好。
他的名片和他的希望
4100亩地事无巨细他亲力亲为，却不关心粮食行情，对农资涨价也没做研究，总是要用的时候才去买。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是那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生意场中最流行的软质胶纸做的，名片正面除了印着“全国种粮大户汕头市全国潮顺粮食生产示范场马四弟总经理”和他的电话、地址外，还写着“友谊的桥梁”——充满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元素。名片的背面印着“也有久保田联合收割机”。马四弟解释，去年他买了收割机，除了自己用，还可以租给别人用。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粮食行情，对农资涨价也没做研究，总是要用的时候才去买；尽管4100多亩地称得上是个大农庄了，但事无巨细都需要他亲力亲为，因此他每天要带两块手机电池在身边，割稻子、收稻子的时候，还要多带一块；平时，每个月的手机通话费用要五六百元，忙的时候常常要花1000多元；他今年初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奔波于田间，短短10个月就跑了3.5万多公里。
记：你为什么要做名片？
马：有人要给我卖谷子，要卖肥料给我，收割机，我的收割机还要再租给别人用。
记：你关心行情吗？
马：我想，人多，要吃粮，粮食少，粮食一定就涨价。
记：今年粮食丰收了，粮价的情况你清楚吗？
马：不知道。我的粮食都卖给“粮丰”，按照当时的行情给个价格，随行就市。
记：今年农资也涨价了。
马：今年农资涨价很厉害，尿素涨价四成多，柴油涨价一半以上，农药也贵了很多，尼龙薄膜也贵了，但是粮食涨到70多块，我还是有钱赚的。种田多就有钱赚，种一两亩就根本没得赚。种多了我可以依靠机器设备，科学种田了。
记：这么多田，你怎么管理？
马：很多事情我要亲自去处理，早上天刚刚亮，6点多钟，就骑摩托车去巡田，看到哪个地方需要搞的，就马上打电话叫人去搞。在插秧的时候，我老婆就拿一把尺去量秧苗的行距。
记：有没有人说你傻？亏本还种？
马：肯定有人说闲话，但讲来讲去还得靠自己。
记：现在有没有人说你？
马：现在人家说我很厉害。人家说，自古以来没有人种这么多田的，像个大地主一样。
记：你还打算种吗？
马：有钱赚，还要扩大面积。我今年准备买两架烘干机，12吨一台。
记：你还打算让你的小孩种田吗？
马：我有3个小孩，一个去当兵了，还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小孩就不要种田了，要读书，希望小孩以后去做生意，不要搞这个，种田太辛苦了。
马四弟的二儿子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他腼腆地望望我说：“我要好好读书，以后帮助爸爸搞高科技种田”。
记者手记
马四弟的意义
人们把他的故事当成传奇：一个普通农民，种了4000多亩地，种粮数量堪称全国第一，而且屡种屡亏，屡亏屡种。这种坚持，很容易让人把他跟中国农民的那股子韧劲联系起来，而媒体也顺理成章地把他描绘成将“种粮”变成规模集约生产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民，至少也称他为“种粮能手”。
如果说当年他靠水产养殖赚到第一桶金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投资的话，那么接下来选择种粮则是他的另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投资。按他当年的想法，粮食正是价高的时候，如果种上几千亩，卖出几万公斤，能赚到的钱自然相当可观。随之而来的粮食价格大跳水，却使他不得不负债种田。
他的想法很简单：我既已欠了人家的钱，要还给人家，就只得种田；如果赚了，我就再多种，赚多一些。
在我们的访谈中，人们会感觉到，他不是英雄，也不像一些媒体描绘的那样现代意识极强。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选择了种粮这种方式，这与选择经商一样，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也不具备政治意义的考量。
如果不把马四弟当成“英雄”，那么马四弟的意义在哪里？
在汕头市农业局有关专家眼里，马四弟的经历是在人多地少的潮汕丘陵地带解决丢荒弃耕问题，使有限的耕地向种粮能手集中的一次尝试。但是，如何更科学地进行管理，如何规避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如何进行品种的改良，马四弟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其二，他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国家必须对农业这一弱势产业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如果没有去年以来国家一系列重农政策的支持，马四弟要从负债中重新站起来，恐怕单单依靠规模种植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
马四弟的意义还在于，人们必须高度重视下一代农民子弟的就业。当马四弟说出“不想让小孩再种田”时，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而正是这种真诚更让我感到担忧：它可能正是千千万万在田中耕作了一辈子的父辈们对下一代农民子弟的告诫。如果父辈们的这一告诫是广泛而无奈的，那么农业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就必然产生逆向淘汰，越来越多“有门路”和“有本事”的人会离开这个产业。
耕地能否向种粮能手集中，或者能集中多长时间？在国外农产品不断进入中国之后，种粮能否盈利，或者能盈利多少？马四弟的孩子是否真的愿意帮助父亲“高科技种田”？这些，都不是马四弟个人能决定的。为了求解农业的难题，马四弟们需要制度的支撑。（编辑：李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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