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圳安惠君案警示 是该给性贿赂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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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12月6日《新京报》报道，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多名高层官员向记者证实，10月8日前后，深圳市纪委以安惠君担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一职期间，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正式对她实施“双规”。而报道当中提到，

　　安惠君涉嫌接受男警员性贿赂。

　　又是一则有关性贿赂的新闻。看看之前的“蒋艳萍案”到现今的“安惠君事件”都警示我们：是到了该给“性贿赂”立法的时候了。

　　首先，将性贿赂排除在贿赂的范围之外，违背了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罪行法定就是针对行为的危害性以法的威严惩戒整饬，“性贿赂”如同财物犯罪一样，反映了贿赂罪的实质———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达到财物贿赂达不到的目的；就其诱惑力而言，“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有时甚至超过财物贿赂。贿赂的含义，就是用财物来买通别人，或者说用来买通别人的财物。笔者以为：“性贿赂”就是贿赂的一个变种。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而如果不将“性贿赂”等非财产利益的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定中，“性贿赂”迟早有可能成为法律的死角。

　　其次，从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来看，将贿赂范围仅仅限于财物也不符合立法与国际接轨的趋向。1915年日本一法院曾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刑法典也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滋生腐败、导致权力质变、国有资产流失；这在很多国家都是法令禁止的现象和行为。中国《唐律》、《清律》及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刑法典都可证明，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上有过先例。

　　当然，给“性贿赂”定罪实际中肯定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如取证难、量刑难，还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等等，但这些都正说明立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93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这里所说的其他手段，也应理解为包括非财产性的利益、要求或欲望等。

　　“性贿赂”这种行为，随着它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应该成为一种应受刑法打击的行为。婚姻法、刑法等能对“二奶”现象给予关注，但对“性贿赂”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当道德领域不再调整得了“性贿赂”现象，法之利剑就得及时出鞘。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