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无疑是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模式遭受拷问的一年。
今年年中以来，媒体开始对以苏州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年末，一份在长三角各省市统计局数据基础上形成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缓的统计数据似乎为这场质疑提供了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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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数据显示，2004年1~9月，长三角合同、实际FDI分别增长22.5%、2.76%，增幅同比下降1个、34.2个百分点。其中江苏合同、实际FDI为287.33、99.51亿美元，同比增长30.3%、12.7%，增幅下降23、85个百分点；浙江为99.63、42.33亿美元，增长22.7%、27.8%，增幅分别下降44、34个百分点。
“验资报告”的始末
对于江苏省今年实际FDI增速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来自江苏省外经委的解释是，“今年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外资统计需要验资报告，所以FDI数据会有大幅下降。”
验资报告是指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核定外资数额真实与否的报告。统计部门不再只采信外资企业上报的数据来作为FDI的统计依据，进而要求企业多提供一份来自第三方的核定报告来“验明正身”。
“所以我们在去年7月份之后就不再出具‘FDI增长速度’的数字了，前后两个数据没有可比性。”江苏省统计局专业处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江苏省从去年7月就开始施行验资报告制度，对FDI数据的影响很大，甚至导致“增长速度”这一指标失去了出具的价值。
“验资报告”到底为何会对FDI有如此大的影响？
浙江省统计局外经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验资报告的出具方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经济上独立核算的会计师事务所。所以验资报告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这笔费用是由需要提交报告的企业负担，“因为国家商务部规定，企业有如实填报材料的义务。”
也就是说，企业必须出资委托第三方出具一份对本企业外商投资额的验资报告。
而对于这份验资报告，不同事务所的收费标准不同，大体都在验资总额的1‰左右。
浙江省在2002年6月就正式施行了提交验资报告的政策。据浙江统计信息网上的数据，浙江在施行的第一个月之后的外商实际投资额由每月5亿美元下滑到3亿美元左右。
对此，上述浙江省统计局外经处工作人员解释，在施行的前后有部分企业为了减少验资费的支出，采取漏报的做法，导致全省的FDI有一定的下降。同时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在没有验资报告的“监督”前有虚报的情况。
但到了2003年浙江全省的实际FDI已有大幅回升，全年总额达到了54.5亿美元，同比增长72.4%，增幅上涨了29.5%。“这是由于全省有三分之一财政比较宽裕的县从去年开始采取了验资费统一由县政府负担的方法，以抵消验资成本上涨给外资带来的投资压力。”但他表示，考虑到每个县的实际情况不同，这一方法没有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影响FDI的多重因素
但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看来，这个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江苏对FDI下降用这样纯技术层面的解释只能是局部的。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机来抵消统计口径的改变对FDI的负面影响。”
国家商务部统计及进出口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认为，之所以商务部在出台该政策前安排了一段时间的试点期，就是为了给当地政府有一个缓冲和调整的时间，不能将其作为FDI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统计方法的改变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定的应对措施完全可以消除其给FDI数据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能够影响FDI的究竟是什么因素？
“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不可能在一个成本日益增长的地区一直驻留。”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志刚分析，长三角引资数据的下降与该地区的土地资源急剧减少、能源供应愈加紧张等商务成本的上涨有密切的关系。
媒体早已对苏州作过分析，苏州每年需要新增项目的用地在6万亩左右，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消耗4000亩土地，到2020年苏州将无地可批。
而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由于一些豪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资本囤积在国内，暂时都涌向了房地产业，一方面加剧了该地区土地成本的飙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和传统FDI集中的制造业争地的局面。其结果就是部分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撤离这个地区。
在能源方面，东部地区都面临着用电紧张的难题。今年暑期浙江企业一周只能保证3~4天的用电，其余时间只能停产，“影响比SARS还大。”袁志刚说。除此之外，袁志刚教授认为FDI的下降与苏浙两省在投资上的主动转型也有一定的关系。江苏省加大了对高科技企业的扶持，而浙江则转向了对重化工企业的投资。两省在自身投资较多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的比例肯定会有相对的下降。 换句话说，长三角地区FDI的增幅放缓乃至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苏浙两省的统计信息网上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两省的合同外资额和实际外资额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江苏分别下降23%和85%，浙江分别下降44%和34%。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区的竞争力也随之下降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跨国公司投资的经济学博士何骏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部分FDI的外移恰恰反映出了长三角区域里外资开始梯度转移的趋势。
商务成本的升高把附加值低的中小企业挤出了长三角，但代表附加值更高的欧美巨资并没有开始从这一区域抽走的明显迹象，“比如上海通用把赛欧制造车间迁至烟台，但仍把总部放在上海。”长三角区域所拥有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才科技、要素市场，对跨国公司而言是最值得选择的优势。
“关键是看转移出去后，又是什么资本进来发展，发展什么。”何骏表示。
袁志刚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区域GDP仍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则FDI的下降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反之，则说明房地产上涨过快，商务成本无法被消化。
而今年11月举行的“长三角角逐软实力”吴兴论坛上的数据显示，整个长三角地区今年的GDP增长预计在9.2%，而近25年平均在9.4%左右。
江苏面临巨大挑战
既然苏浙同处于长三角地区，影响FDI的地区因素应该是基本相同的。那江苏的实际FDI为何相比浙江有更明显的下降？
江苏省外经贸委没有提出任何除统计技术外的解释。
“两个省份吸引外资的组织方式不一样，政府的角色不一样，外资进入的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张军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江苏省过去几年主要靠以政府为主进行招商引资，在短期内打造几个亮点。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在商务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不具有可持续性。”
张军教授认为，用廉价的土地和税收减免政策引进的国外资本会将原有的乡镇企业迅速替代，这样的发展结构反映到数据上就是GDP增长过快，而人均收入增长过慢。而且商务成本一旦上涨，资本就会转移到机会成本更密集的地区。
而浙江省的情况不同，浙江的经济结构不是外向型的，而是内含着一批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外资是在浙江的民营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进入市场的成本而以合资的方式进入的，这样的进入不是替代，而有帮助其发展的作用。 “我认为江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先发育市场。政府应该走分散和分权的道路，放手让市场去主导经济。”张军教授总结道。 陈小莹
本报实习记者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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