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份“霸王现象”认知度调查结果揭晓，电信、房地产、保险等被列为“十大霸王行业”。调查结果显示，遇到“霸王条款”和“霸王现象”寻求解决时，51.2%的人持能忍就忍的态度。（见12月21日《新京报》）
“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份稳当与安逸，自非寻常企业能担当。从“霸王现象”报告所牵涉的行业来看，大多是垄断行业、政企界限模糊领域的经营者。在所经营的这个领域，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话语权，就如一座被层层厚壁所保护的围城，很难伤着筋骨。
这些垄断性企业所产生的各种利润，是来自于与消费者的交易。交易一旦发生，交易费用也就出现。不过，这又不是纯粹的交易成本，它们更应被叫做制度成本。因为，在这些领域，对交易资源利用的竞争，是由范围极其广泛的管制和许可证来控制的，具有极高的排他性。首先，排除了相当一部分本来希望参与竞争的企业，形成一个或多个寡头独大的局面，这是第一重排他性；其次，消费者面对“在此开店、别无二家”的情形时，他们的自由选择权也被剥夺了，只能从那道狭窄的交易之门鱼贯而入，接受苛刻的交易条件，这就是第二重排他性。
是的，交易成本的产生，部分归因于消费者信息的缺乏。这不仅适用于搜寻某种商品和谈判过程，而且也存在于我们对即将交易的商品的了解情况。然而，“无知”仅仅是一种因素。另一大因素，就是垄断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普遍性。寻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每个交易主体的目标，本也无可厚非。但一方处于资源垄断地位，与另一方交易，交易就变形了。
交易有时候像激烈的交锋，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和企业的交锋是一对一的，双方都在用脚投票，任何一方觉得对方提出的交易条件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都可以选择退出。不过，当消费者和垄断企业交锋时，就似乎成了堂吉诃德与挡在路上的大风车作战，支撑垄断企业断然提出种种不平等交易条款时，他们的底气不仅来自于企业，更来自于支撑这个企业的某种制度性安排。
制约垄断，有三种力量：政府的权力制衡、法律的诉讼制衡以及市场的交易制衡。市场的交易制衡，在垄断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法律的诉讼制衡，由于只能由一个个个案来推进，所耗费的成本太高；所以，在现实条件下，政府的权力制衡，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中消协相关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导致不平等格式合同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大量的格式合同文本是由政府帮助制定的，这些合同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那时，消费者还没有作为市场主体出现，而政府部门作为企业的婆婆，在订立合同时充当了包办的角色，政府考虑的是企业的利益，而消费者的权益却被放在了一边。但是，现在市场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部门应该站在监管者的位置上，平衡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
以此次金融领域的大量不平等格式条款为例，这些条款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并且也扭曲了这个市场。当市场在非正常交易模式下就能获得暴利时，它就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到了要回归正常市场本质时，矫正其功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行业的全面放开是时间的问题，以一个交易成本高昂的市场对抗一个高度成熟和专业化的市场，前者的命运可想而知。即使是从保护中国金融行业的角度出发，打击各类“霸王条款”也不应只是消费者和消协的事情，而应是政府监管部门最着急的事情。
如何去掉“霸王条款”的霸气？只要去掉霸王企业的生存土壤就行了。
□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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