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国彩电企业在美国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中终裁败诉。中国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使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了败诉的主因。
2004年国人突然发现，入世2年多的中国在为加入WTO付出并实践了众多承诺后，仍然被“入市”门槛挡在外面。某经济学家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搞了半天我们竟然还只是个‘预备党员’。” 一时间“非市场经济地位”一词成了2004年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
“非市场经济国家”这顶帽子，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心头之痛”。因为当中国出口企业与进口国一旦发生贸易纠纷引发反倾销诉讼时，反倾销案发起国就会拿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同类产品成本，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而确定中国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如此一来，胜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出口企业在诉讼中几乎是必输无疑。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客观上刺激了针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当前，在全球范围，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产品，入世后的中国成了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面对舆论爆发的诘难，有关部门的回答是，当年为了入世的大局，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在所有147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受到这种歧视性待遇。
社科院一位专家指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出和运用，表面上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却有其长远深刻的政治背景。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好于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甚至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欧盟却于2002年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事实上，从欧美各国制定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可以看到，“非市场经济”条款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更是一个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制度性约束的条款。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建设中，不仅会由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引发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摩擦，也会由于改革开放的快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不同，而引发制度摩擦。
在这位专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论是“入世”还是“入市”，中国面对的现实是，WTO的整个框架已经被美、欧等发达国家利用，成为控制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6月3日，美国政府就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展示了自己的公开与公正，美国商务部就是否应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首次举行听证会。经过7个小时的辩论，最终10位代表出示了10张否决票。
中国开放20多年来，曾经如此热切地期望融入到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尤其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国人勇敢地加快了步伐，中国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发展。但“入世”的艰难和频繁的贸易摩擦，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国际环境中，经济问题背后是强大的政治角逐；开放世界里，开放的意义绝非我们一厢情愿地打开国门，融入全球，而是在“豺狼当道”的世界里，不但要适应“丛林法则”保护自己，更要学会利用“丛林法则”争取中国的利益。
世界工厂与血汗工厂
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据温州相关企业知情人士说，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国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中国鞋子烧掉”。不法分子在看到浙江青田鞋商陈九松的仓库外停着一辆满载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后，放火烧掉了装有鞋子的卡车和陈九松的店面、仓库。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16个集装箱，造成经济损失约800万元。这就是2004年震惊世界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西班牙埃菲社在报道该纵火事件的原因时称：“最近几天，西班牙当地贴出匿名广告，声称由于中国等亚洲鞋子的竞争，当地鞋厂正在遭遇‘鞋子危机’。”事实也如此，在温州鞋的进攻下，埃尔切市约有一半的制鞋作坊已经关闭，剩下的有二三十名工人的鞋厂都已算中等规模。无论产品款式、设计制作，还是生产成本，西班牙鞋根本没办法和温州鞋同台竞争。
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制鞋总产量达60多亿双，相当于中国人为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其中出口43亿双，出口金额106.8亿美元，每双鞋的平均价格只有2.4美元。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此低廉的价格，中国鞋业制造在世界市场几乎是战无不胜。
“在西班牙，我们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得到了当地的认可，有需求就有市场。”温州鞋业制造的代表——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直言，“西班牙鞋业会受到冲击是历史潮流和市场规律，没有办法阻止，烧也无法阻止。”
不仅是西班牙鞋业，几乎整个世界制造业都在遭受目前中国制造的强烈冲击。
据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小查尔斯·伍尔夫研究，中国在1998年到2003年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7％，排名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的美国3％－3.5％的年均增长。同时，尽管中国经济现在存量意义上只排名全球第6，但在增量意义上，已经是全球第二，200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达16％，仅次于美国。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亚太研究员巴勃罗·布斯特罗甚至认为，按可比购买力计算，从1995年－2002年，世界生产总收入增长中的至少1/4得益于中国，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的20％、欧盟的14％和日本的2％。
强大的制造能力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而支持这一位置的资本，就是我们拥有的几乎无限供给的、极为便宜的、身体健康的、平均受过7.3年教育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中国强大制造力咄咄逼人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支撑了这一切。
2004年感恩节。中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余东晖眼中的美国：“刚刚吃过火鸡和南瓜派的美国人掀起一年一度的岁末购物热潮，华盛顿许多市民涌向便宜货。热销商品的主角是‘中国制造’，17美元DVD、499美元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的数码相机、29美元的MP3，海尔电冰箱,洗碗机，格兰仕微波炉，康佳和上广电的彩电。尤其是原价99美元、特价67美元的康佳20英寸纯平彩电是最热销的商品之一，不少家庭甚至一次拉走两三台。”
这位记者感慨地计算着：“499美元相当于4150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相当于820元人民币的数码相机、199美元相当于1660元人民币的数码摄像机、17美元相当于141元人民币的DVD播放机、67美元相当于550元人民币的康佳二十英寸纯平彩电……这些家电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价格至少要贵上一倍。”
为了给美国人提供如此丰富、又源源不断的廉价产品，中国劳动力必须更加廉价。根据一份1999年－2002年针对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加工厂的调查报告，工厂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并拥有5万员工的裕元鞋厂，是一家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鞋子的大型台商企业，工人工资采用计件工资制，计件价格由工厂决定。东莞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3美分，该厂每一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28美分，扣除个人费用如医疗福利费等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24.4美分，即一个工人一天不停工作10小时实得工资是2.44美元。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国所有的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卖价则在120美元以上。该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0个小时以上，而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是8小时；工人一个月工作时间是256小时，而《劳动法》的规定是176小时。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均极恶劣。劳动中一直未能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的化学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个人；工厂没有按规定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工厂有医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须请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工厂只招收18岁到25岁的女工，如果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只能在没有任何保障下离开工厂。”报告称，这样的工厂“几乎遍布中国东南沿海”。
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原材料为沙子的硅片集成电路以高价卖到中国，在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配上宝贵的石油、钢铁、铜、铝、木材等自然资源，加上污染环境的能源、水资源消耗，装配成电器后，再以极低的价格把它们买回美国，供本国人享用。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条“完美”的全球生产与消费链条。
一位作为政府智囊的经济学家私下将这一幕总结为现代化的“游戏规则”：“50亿人给6、7亿人打工。”但6、7亿人如何能让50亿人为自己打工，里面却有难以尽言的学问。
11月29日，在国内最有争议的外资投行研究者之一、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以‘美国—中国’为轴心的经济体被格林斯潘创造出来了，全世界都在打造一个庞大的‘自行车’经济，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成为了两个轮子。因为在价值标准下，美国经济体是中国经济体的7倍。为了保证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中国经济的旋转速度不得不比美国经济的选择速度多很多倍。”
上述那位智囊最直白地分析了这个秘密的实质：“美国人不断地印美元，而后到世界各地购买廉价的产品；中国人则拼命地生产最低廉的商品，向美国人换回大量的绿票子，再购买美国债券，使这些美元重新进入美国金融市场，一边支撑美国需求在利率和物价稳定情况下增长，一边再由美国人向中国投资继续扩大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维持美国人廉价享受中国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这个粗糙的解释却有着不粗糙的事实证据。26年的开放，中国政府一直期望扩大内需，但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却在以每年0.6％的速度下降，外向度越来越高，进出口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了50％以上。
2003年，“格林斯潘”将中国制造能力推向更高。这一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只有4％，但消耗了全球石油的7.4％、原煤的31％、钢材的27％、水泥的40％，成为全球最大煤炭、钢材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2年和2003年两年时间，就耗尽了5年的能源计划供应量。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36％。2004年更甚于此。
11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员约翰·梅金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的生产能力增强，导致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在他看来，中国的生产平台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将其资本同当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加剧了全球商品市场的过剩生产能力，其实这是美国政策的功劳。
他认为，200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使美国投资一落千丈。为了解决问题，美国大规模推行货币和金融刺激政策。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这些刺激政策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实际上使美联储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2001年为了防止“9.11”让美国家庭停止开支，美联储大幅降息，增加需求，另一方面则加剧刺激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扩大和商品供应，“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一边输出的是过剩生产力导致的通货紧缩，一边输入的是大量原材料、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且主动权不在中国手中，别人的眼色决定着中国这台生产机器运转的快慢和使用的期限”。
什么是开放？
如果这种观点有道理，那么，中国能不能打破自己在开放中不自主的命运？
难度似乎相当大。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城乡劳动力过剩的潜在压力，已经像“潘多拉盒子”一样被完全打开了。
“中国现在拥有大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潜在过剩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说，“中长期看，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不可能根本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2003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曾让丁宁宁做一个关于就业趋势的课题。当年上半年，中央和国务院一共发了23个关于就业的文件。“但我们的课题刚搞完，文件也不发了。”他解释说，“我们的结论是，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
“因为全世界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丁宁宁认为，中国今后20年内，包括“老龄化”的时候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能解决的是不让最底层的人失去生活希望”。
钟伟认为，改革开放25年，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外向型的贫困增长”道路。“我们的外贸增长，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我们引进外资，也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实际上，扣除加工贸易的血汗钱，是逆差。整个外贸体制之所以要维持这么大规模，就是要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外贸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但对就业的贡献极大。”
目前在城市中，每2－3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是外贸部门提供的。也就是说，农民或非产业工人加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能够享受到的就是最低工资。钟伟判断，这种情况，“10年不变，20年都不会变。未来整个经济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会有”，但人均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再要增长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有高素质、低价格的特点，而且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没有多少谈判地位的劳动者更缺乏谈判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主要“国际竞争优势”。
“这也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吸引外资的条件而不执行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有强烈的利益驱动维护这个局面。”温铁军认为，多重因果决定下，中国被牢牢地钉在了“世界血汗工厂”的十字架上。
“巨大的矛盾让我们进退两难：中国的产业资本扩张实际上难以停止，因为在严重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压力下，如果放慢增长速度，几乎就必然导致就业下降和社会动乱。”温铁军能想到的对策是：对于我们这种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言，要尽快实施眼光向内的战略调整。“除了‘对内开放、扩大内需’之外，我们别无他途。”他说。
2004年，钢铁、电解铝行业遭到了宏观调控“暴风骤雨”式的清洗。但有些“种群”却能做到“头顶满是雷声，身上滴水不沾”。
4月22日，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在仅距铁本项目不到100公里的苏州工业园落户，总投资2.8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建立一条钢板生产线，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项投资。同一天，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每年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世界一流的电炉炼钢设备制造商——意大利得兴公司副总裁蒂·卡佩尼亚则在韶钢参加电弧炉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透露，计划3个月内成立合资公司，2005年春在天津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炼钢电炉。另外，外资钢铁巨头新日铁、阿塞洛、帝森克虏伯等也纷纷在2004年在中国展开了大量投资。
无独有偶，10月16日，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在山西省原平市横空出世。该工程由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有限公司兴建，这家公司是山东鲁能与山西地方政府的合资公司。
“冰火两重天”的是，此前的5月份，同样也是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民营企业家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压缩了包头稀铝的建设规模，由原计划在2002年-2008年期间分四期建设运营100万吨电解铝，改为先建设一期和二期共50万吨，根据市场反应情况再决定后两期的建设。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二期工程也暂缓上马了。
与包头稀铝一样，鲁能晋北煤电铝项目是在电解铝行业作为宏观调控三大重点行业之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项目于2004年9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铝工业项目。与此同时，发改委压缩力度却在不断加大，当时已经有237万吨计划建设产能停止或推迟建设。
虽然有关部门对媒体就此做了自己的解释，但这些事件反映出的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25年的开放，仍然没有摆脱向外资和国有企业单向开放和对民企歧视的痕迹。最深有感触的莫过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外商投资受礼遇，国有企业要保护，民间资本遭冷落。”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入世三年后仍然是一种全国普遍现象，即便在最开放宽松的珠江三角洲亦是如此。以东莞为例，全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1个。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功之处正是因为私有部门的扩大，“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打破了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了外部的竞争环境”。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不包含外资的民间投资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40.3％。民营经济上缴税收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到2002年底已接近37％。
以就业而论，2002年全社会就业总数为7.347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163万人，占全社会的9.7％，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
因此，11月4日，吴敬琏在媒体上再次公开呼吁：“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
“在有形无形之间，总是有一种壁垒横贯在面前。”保育钧说，“上面喊，下面喊，就是不干，各个产业部门出台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和处理态度，就是不改。”在他看来，对内开放最大的障碍，一是制度上的不平等，如税收制度，私营企业既要交企业所得税，又要交个人所得税，而外企和国企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某些产业不让进入，如通讯领域。
11月1日，马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中就此分辨道：“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他强调，“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专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
然而，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有人利用了宏观调控打击了民营经济。因为同样站在政府面前，20多年来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享受着‘非国民待遇的国民’，我们仍然是弱者。”
他直言到：“只有哪一天真正对内开放了，中国才能有底气地拍胸脯说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开放’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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