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曾进／上海报道
关于金庸辞职
董健（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辞职，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金庸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但自从到了浙江大学后，就一直回避这个身份，强调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他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发表过什么文章，所以说是错位。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他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说小了是不诚实，说大了是不自重。不过他现在退出来了，还算一个武侠中人。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庸有自知之明，值得尊敬。他有名誉感，觉得自己做不了这种事务，就不做了。我用很直白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金庸自己要求辞职，而浙江大学还把他当做金字招牌，拉着他不让辞职。这是整个事件最可悲的地方：别人不好意思了，想退还不行。
孔庆东（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辞职不是因为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了。他做什么是他的自由，随他去，我不了解内情，没有资格做具体的评论。
关于“博导”金庸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聘请他当人文学院院长还要挂上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衔头，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学院提高知名度的一个措施吧。现在不少大学通行的标准是，只要当上较大的官或是公众人物，要捞个博士或教授当当，几乎是一路绿灯。于是，教授、博导中草包不少。比起这些官员教授，金庸先生的学识自然高出一筹。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金庸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当然可以啦。
孔庆东：谁说金庸不够资格当教授，你让他站出来？梁漱溟到北大当教授那时，也没有什么高级文凭，现在大学有几个老师够格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可笑的时代，也是所谓民主的时代，很多人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战士尸体上嗡嗡作响。那是苍蝇一贯的态度。我们学术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金庸的学问在“职业技巧”上可能不如董健老师和我这样的“科班出身”者，但金庸指导几个学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关于“历史学家”金庸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这件事主要责任还在浙江大学领导，是他们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我尊重金庸的文学成就，也非常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当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具有他这样大的影响。但讲到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另一回事，因为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论文或专著，他所讲大多是历史常识或一些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观点。像《袁崇焕评传》只能算学术普及性的成品。或许金庸的确具有很高的史学水平，但外界的评价只能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著或表现出来的见解。据我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没有听说他参加史学界正规的学术活动。
袁伟时：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是继往开来的人物，成绩斐然。但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学问是需要潜心研究的。他做学术，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花些功夫。比如他最近说要写《中国通史》，我觉得这在当代是很困难的事情。一部完整的通史，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文化、民族关系等等都要涉及，谈何容易！
董健：去年他说自己带的学生是关于世界史的、中西交通史的，他还说自己研究国际关系，现在他又要研究中国历史。你看看中国历史上，郭沫若、陈寅恪有哪一个可以说自己既能够研究中国历史，又可以精通世界历史的。一个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研究历史不是写小说，不可以天马行空。
顾晓鸣：金庸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用媚俗的武侠小说来讲述一个假历史，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他在报纸和公众前说的话都很幼稚，可笑。真正的历史学家具有很深厚的“狡猾”性，有自知之明，对自我应该有很好的定位。所以比照现在的周星驰，周还能说自己不够资格，很低调，体现了他对人生和世事的机智。但金不会，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是谁。
孔庆东：有人认为他不能当历史教授，是因为他没有写出研究论文？金庸怎么没有，《袁崇焕评传》不就是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你不知道吗？这种学术血统论、出身论和过去说别人是地主的儿子，所以就不能入党，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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