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侠客文人梦
金庸浙大辞职事件调查
2004年12月21日，浙江大学校方证实，著名作家金庸提出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职务。此前一月，金庸在深圳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
对此说法，金庸学生、浙大人文学院2003秋季博士生朱晓征女士通过《外滩画报》发表声明：“查先生（即金庸）辞去博士生导师职务，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
至于其中内情，朱女士表示不愿多谈。
然而《外滩画报》记者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到，金庸作为人文学院院长和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其教学方式和学术水平，早已遭到浙大人文学院相关专业的部分教授和学生的批评，其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评定，也存在着程序上的争议。
此外，金庸辞职事件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浙大本身的范围，成为当下学术文化界的焦点，有多名国内权威历史学家向《外滩画报》发表看法，对金庸在浙大的任教提出自己的观点。
外滩记者 陆晖 金立鹏 曾进／杭州、上海报道
2004年12月28日，一场多年来罕见的风雪席卷杭州。街道上不时可见因打滑而相撞的汽车，西湖断桥边，观景的人们却排起了长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所在的西溪校区就在西湖北面不远，大雪使得校园异常沉静。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在当时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也是金庸在学界获得的最高认可。
这桩姻缘的主要牵线人——浙大前党委书记张浚生，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是1998年4月，刚刚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职务退下来的张浚生回到母校，负责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事宜。9月新浙大成立后，领导班子决定向外聘请著名学者出任新组建的21个学院院长，而金庸就是被邀请的第一位。
张浚生和金庸的私交可追溯到1985年，当时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分管联系文化新闻界人士，认识了在文化界极为活跃的金庸，两人交情甚好。因而当1998年张浚生在媒体上看到金庸表示有意投身学术研究，选择目标是北大或者浙大时，立即写信邀请他来浙大，金庸当即应允。
“查先生是大学问家，只不过他武侠小说家的名头盖过了学问家，我觉得请他来浙大做人文学院院长是最合适的。”张浚生说。
学生不够好还是导师不够好
出任院长以后，2000年，金庸获得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来又增加了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历史和文学”方向，后者则是和在浙大做兼职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
从2001年开始，金庸连续两年未招博士生，直到2003年秋季，才招到首批3名博士生，这在当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
42岁的卢敦基攻读的是在职博士，他在考入金庸门下前就已经是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作为成名学者重新投考博士，其成本可谓不菲，当时的卢敦基表示，“文化大家，胜于学术名家”，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在先生的指导下好好做博士论文。
硕士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王剑是曝光度最高的一名学生，曾被多家媒体称为“侠女”、“小师妹”。相比之下，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朱晓征则一向少与外界接触。
就是这三名学生，2003年10月，金庸在故乡嘉兴还对当地媒体表示：“他们都是高材生，非常优秀。”浙大人文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何春晖也证实，金庸曾特别表扬卢敦基学术功底扎实，然而事隔仅一年，金庸的评价就变成了“不够好”。
记者分别联系了这三位博士，希望听取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卢敦基的回应是：“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对此没有什么想法。”
王剑的回应是：“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朱晓征则表示：“查先生辞去博士生导师职务，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当记者询问卢敦基这一年从导师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时，他笑笑回答：“不好说，呵呵，不好说。”
更令人不解的是，该人士告诉记者，金庸的博士生事前并未从金庸那里获知任何关于他将辞职的消息，而是从网络上看到相关新闻方才知道，过后几天才得到人文学院的正式通知，希望他们考虑更换导师。然而记者从金庸好友、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处获知，早在半年前，金庸本人就打电话告诉他将会辞职；两个月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四学生王在陪同金庸到丽水参加“龙泉问剑”活动时，也听金庸说起过辞职的事。
“这是一种对学生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位浙大人文学院的博士生说。
而金庸关于学生“不够好”的说法更是在人文学院的博士生中引起了“公愤”。“你现在出去问，十个学生里面最少有九个都对这句话很气愤。”一位历史系2003级的博士对记者说，“学生都是他亲自招的，就算不好，你可以批评，甚至可以让他通不过论文，怎么也不该这样一走了之，撒手不管。”
更多的受害者
“金庸辞职背后还有两个牺牲者，其中之一是我。”2004年12月28日，陈洪波略带无奈地说。
2004年6月，30岁的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生陈洪波报考了金庸的博士，并于10月参加了考试。11月成绩公布，各项都过了分数线。
然而正当他憧憬着成为金门弟子之时，11月中旬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科沈科长告诉他，金庸不招生了，没办法录取了。问能否调给其他导师，答曰不行。
随后，陈洪波称，他和浙大各部门联系多次，没有结果，给校长书记写信，也毫无消息。另外还有一个考生，也同样被浙大拒之门外。
想起自己这半年来没日没夜复习，把金庸指定的书都买来研读，跑了几千里路到浙江参加考试，陈洪波倍感气愤。
当记者就此采访浙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岱时，徐表示，最近几年人文学院的上线率很高，但每个导师都有一定的限额，总有大部分上线考生被淘汰，他是当时的面试官之一，而据他所知，陈洪波的专业课分数不高，就算金庸继续在浙江大学，也不会被录取。
陈洪波反驳说，报考金庸博士的一共就两个人，两个人都过线了，至少总可以留下一个，但现在是两个人都被拒了。而且金庸早在9月就写信向浙大校长潘云鹤提出辞职，但浙大不通知考生，让考生过来参加初试复试，最后一句话就打发掉，这是对考生明目张胆的欺辱。陈洪波说，浙江大学2005年秋季博士招生简章上导师栏仍然挂着金庸的名字，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历史系的抵制
陈新（化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初听金庸讲座的经历，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的他，也是至今惟一一次见到自己的院长。
“人很多，但是听着听着就不对了。”陈新举了一个例子，金庸说宋代官员和皇帝议事时是坐着的，然而史料很清楚地记载着，官员与皇帝坐着议事这一制度正是在宋代取消的。“作为一个古代史的博导，具备这样的常识是起码的。”
而刚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的批评则直接得多：“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何教授透露，当初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他曾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和其他老师都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
最终，金庸仍通过了博导资格。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对此表示，国家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对博导资格有明确的三点规定，一是当过教授，二是之前必须完整培养过1个硕士生，第三，在国内高校指导过博士生工作，金庸在这些方面是不符合规定的。他也听说浙江大学是强行通过金庸历史博士生导师的，浙江大学历史系内部的老师是反对的。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几乎所有公开报道中，都只提到金庸的招生方向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金庸也多次自称在浙大教历史，但事实上金庸的三名博士有两名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只有一名是中西交通史专业。而历史系甚至拒绝承认金庸在本系带过博士，浙大古代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卢向前教授表示，历史系目前没有金庸的学生。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金庸跟历史系的关系一直很僵，历史系前任领导在时，曾以金庸学生未参加历史系统一的博士复试为由，拒绝将金庸的学生放在历史系。
一个例子也证明了金庸跟历史系关系的疏远，作为浙大古代史研究目前的主要负责人，卢向前教授告诉记者，他从未与金庸会过面。曾经有一次他打算去听金庸的讲座，儿子拿了一套《金庸全集》要求他要一个金庸的签名，但讲座人太多没有去成，至今那套《金庸全集》仍然空白着放在家里。
卢教授表示听说过系里有一些质疑金庸先生学术不规范的说法，不过他自己倒是认为，学术界自学成才的例子也很多，不一定非要经过科班训练，他和儿子一样，也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
金庸给浙大带来了什么
目前，金庸的辞职申请仍然没有被浙大批准，张浚生告诉记者，学校方面仍在极力挽留金庸，有可能达成一种折中，即院长不做，但仍然做博士生导师，最起码把现在的三个博士带完。无论如何，金庸近六年的院长生涯到此结束基本已成定局，而对于他的这一段经历以及他给浙大作出的贡献，也有不同的评价。
张浚生记得，他邀请金庸来浙大之初曾有过约法三章：一是对人文学院学科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意见；二是带博士；三是开讲座。张浚生认为，金庸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岱认为，金庸给浙大带来的财富是无法衡量的，在精神面貌上给浙大带来了很大改变。在金庸先生担任院长职务期间，曾邀请诸多国内外优秀学者到浙大讲学，并举办过跨学科、高层次的大型人文国际会议，在学院管理上有其国际发展眼光。
对于一些老师学生对金庸学识的质疑，徐岱表示，人活着总是有争议的，这非常正常。
浙大人文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何春晖则认为，金庸每年都会回学校两三次，每次呆上十天左右，他为人文学院做了许多工作。不过她也承认，查先生年事已高，具体工作已经不做了，目前人文学院的日常事务主要由常务副院长廖可斌主持。
即使是那些批评金庸的博士们也承认，向外人提到金庸是自己学院院长时，心中仍然会感觉到一丝荣耀。
而金庸一年至少一次的讲座也已成为浙大的品牌之一，已从中文系毕业3年的俞连明至今仍能回忆起第一次听金庸讲座时那种水泄不通的盛况。金庸自己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听他的讲座需要买票，有些学生为了搞到票甚至要请客吃饭。
然而一个事实是，从1999年起，金庸每年都要出席各种"论剑"、授勋活动至少五六项，但在浙大由他推动和主持的学术活动却屈指可数。何春晖也表示，金庸的主要学术活动就是给学生办讲座。
即使是热闹非凡的讲座，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倾向，而殊少学术交流的本来意义。
"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杭州作家、《金庸传》作者傅国涌说，"如果他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而是安心在家颐养的话，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
2004年12月30日，杭州依旧风雪萧然。记者来到浙大玉泉校区，浙大专门为金庸设立的办公室在工商管理楼的二楼。这个办公室已经设立了许多年，却几乎没有被使用过，走廊尽头，一块与众不同的镀金牌子镌着"金庸办公室"五个字。房门紧锁，已经泛出锈迹的门把手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他现在退出来了，还算一个武侠中人
六学者纵论金庸辞职
外滩记者 曾进／上海报道
关于金庸辞职
董健（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辞职，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金庸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但自从到了浙江大学后，就一直回避这个身份，强调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他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发表过什么文章，所以说是错位。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他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说小了是不诚实，说大了是不自重。不过他现在退出来了，还算一个武侠中人。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庸有自知之明，值得尊敬。他有名誉感，觉得自己做不了这种事务，就不做了。我用很直白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金庸自己要求辞职，而浙江大学还把他当做金字招牌，拉着他不让辞职。这是整个事件最可悲的地方：别人不好意思了，想退还不行。
孔庆东（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辞职不是因为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了。他做什么是他的自由，随他去，我不了解内情，没有资格做具体的评论。
关于“博导”金庸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聘请他当人文学院院长还要挂上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衔头，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学院提高知名度的一个措施吧。现在不少大学通行的标准是，只要当上较大的官或是公众人物，要捞个博士或教授当当，几乎是一路绿灯。于是，教授、博导中草包不少。比起这些官员教授，金庸先生的学识自然高出一筹。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金庸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当然可以啦。
孔庆东：谁说金庸不够资格当教授，你让他站出来？梁漱溟到北大当教授那时，也没有什么高级文凭，现在大学有几个老师够格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可笑的时代，也是所谓民主的时代，很多人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战士尸体上嗡嗡作响。那是苍蝇一贯的态度。我们学术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金庸的学问在“职业技巧”上可能不如董健老师和我这样的“科班出身”者，但金庸指导几个学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关于“历史学家”金庸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这件事主要责任还在浙江大学领导，是他们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我尊重金庸的文学成就，也非常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当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具有他这样大的影响。但讲到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另一回事，因为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论文或专著，他所讲大多是历史常识或一些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观点。像《袁崇焕评传》只能算学术普及性的成品。或许金庸的确具有很高的史学水平，但外界的评价只能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著或表现出来的见解。据我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没有听说他参加史学界正规的学术活动。
袁伟时：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是继往开来的人物，成绩斐然。但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学问是需要潜心研究的。他做学术，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花些功夫。比如他最近说要写《中国通史》，我觉得这在当代是很困难的事情。一部完整的通史，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文化、民族关系等等都要涉及，谈何容易！
董健：去年他说自己带的学生是关于世界史的、中西交通史的，他还说自己研究国际关系，现在他又要研究中国历史。你看看中国历史上，郭沫若、陈寅恪有哪一个可以说自己既能够研究中国历史，又可以精通世界历史的。一个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研究历史不是写小说，不可以天马行空。
顾晓鸣：金庸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用媚俗的武侠小说来讲述一个假历史，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他在报纸和公众前说的话都很幼稚，可笑。真正的历史学家具有很深厚的“狡猾”性，有自知之明，对自我应该有很好的定位。所以比照现在的周星驰，周还能说自己不够资格，很低调，体现了他对人生和世事的机智。但金不会，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是谁。
孔庆东：有人认为他不能当历史教授，是因为他没有写出研究论文？金庸怎么没有，《袁崇焕评传》不就是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你不知道吗？这种学术血统论、出身论和过去说别人是地主的儿子，所以就不能入党，有什么区别？
从边缘到殿堂金庸小说二十年心灵历程
批判金庸，是因为他曾经那么长久地占据过我们的心灵
外滩记者 陆晖／报道
2004年12月23日，当30岁的《南方都市报》编辑龙涛坐在明亮的格子间里，看见报上“金庸辞职”的大字标题时，他顿时回忆起10年前，那个人满为患的课堂。
那是1995年的2月，龙涛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二本科生，他选修了严家炎教授开设的“金庸小说研究”课。在第一堂课上，龙涛看见全班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许多外系的陌生面孔。在龙涛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门选修课会吸引这样多的人。
“那是大学里面第一次给本科生开这样的课，所以大家兴趣比较浓。”2005年1月1日，严家炎教授回忆说。
严家炎的开课是那一年多次掀起的金庸热的一个小结，“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地下奔腾的八十年代
时间再往前推进8年，还是湖北枣阳一名初一学生的龙涛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在北大课堂里，把金庸小说当成课本来读。
那时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套《书剑恩仇录》，一看之下，便明白了这书跟以前看过的卧龙生、陈青云等的小说大不相同，从此一发不可收。
龙涛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少年共同拥有过的，现为杭州《青年时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的俞连明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是在小学五年级，因为不容易借到，一本《射雕英雄传》就看了很多遍，而且厚厚一本不看完舍不得睡觉，吃饭时也捧在手里。不敢上桌子，就搬个半高凳，书放上面，饭碗加点菜也放那里边看边吃。
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内地适逢开放之初，以电影《少林寺》为代表，掀起了一阵功夫热。当时的这股热潮现在看来纯朴得近乎可笑，全国大批少年离家出走学功夫竟成为那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
功夫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催生了一批武术杂志，其中以杭州《武林》杂志最为著名。1982年，《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成为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风靡一时的起点。
不过当时的大气候是，武侠小说被视为旁门左道，甚至是渲染暴力毒害少儿心灵的毒草。俞连明还记得那时看金庸小说都是偷偷摸摸，很多男生的小说都被老师没收过。
龙涛的大学同学，现为南海出版集团公司市场经理的季晟康回忆说，初中时他老家浙江义乌曾发起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港台流行歌曲和武侠小说都在清除之列。
“那时候看武侠小说被父母发现肯定要挨打，但是还是偷偷躲着看，怎么也管不住。”龙涛说。
金庸研究先行者
就在龙涛们跟父母和老师玩着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一些学术界人士，甚至是权威级的人物，开始思考起这一通俗小说热潮背后的文学意义。
严家炎教授介绍，早在1980年代初，曾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的章培恒就写过文章，认为《天龙八部》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刻画，要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1985年，冯其镛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读金庸》一文，赞扬金庸小说。这在当时，都是极富勇气开先河的举动。
严家炎自己也是1983年前后就开始接触金庸小说，看的第一部是《射雕英雄传》。当时社会上曾展开过“见义勇为”精神失落的大讨论，促动他思考侠文化的重视问题。不过还是1991年他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才开始真正萌生研究武侠小说的念头。
曾写过《新武侠二十家》等著作的陈墨，其经历比较典型。1985年，他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硕士研究生，在等待入学的这段时间比较无聊，就借了一套金庸小说回来看，结果一天一夜不停地把4本一下看完了，当时有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
入学以后，1988年四五月，陈墨到江西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与当时《百花洲》杂志的主编蓝力生谈起当代小说，谈着谈着，蓝力生突然问他，你对金庸小说怎么看？陈一下冲口而出，比刚才谈的那些都要高多了。50多岁的蓝先生一下笑了，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敢对人说。
随即，蓝力生便向他约了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1989年，《金庸赏评》共4万多字在《百花洲》杂志上一期刊完，创下了该杂志单篇长度的纪录。随后，陈墨先后一口气出了7本关于武侠小说鉴赏的书，都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
被供奉的九十年代
上大学后，龙涛开始发现，读金庸小说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同学们都在争相夸耀自己读得多、读得好。在高校中，继严家炎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冷成金教授也给本科生开设了金庸小说课，金庸研究开始蔚为大流。
而继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之后，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先后授予他名誉教授。1999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授其博士生导师资格。至此，金庸在学界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在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勃兴，金庸小说也越来越成为娱乐大众的符号。从金庸小说的母源地香港看，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最具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形式，与电影电视相结合而成为大众娱乐的主流。在这里，金庸文化已不仅仅是武侠小说本身，它还至少包含了徐克的声光色影、黄的豪情才气、罗文的低吟浅唱、翁美玲的俏笑嫣然，乃至于王家卫的另类颠覆。
在内地，随着与央视的合作拍摄，金庸小说便利用电视这一最大众化的传媒，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品牌价值。
然而，随着金庸小说地位越来越高，金庸本人却开始渐渐走上了下坡路。杭州作家、《金庸传》作者傅国涌指出，1993年金庸辞去《明报》职务，宣布退出江湖，但那之后，金庸的社会活动却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偏离了他本人的身份。诸如西湖论剑、华山论剑之类的活动，不仅没给他增添光彩，却使他越来越像一个娱乐化的公众人物。
傅国涌认为，金庸本人和他的小说是分开的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然而媒体却往往出于娱乐大众的需要，将金庸与他作品中的人物混同起来，比如大量的媒体一报道就称其为“金大侠”，这是十分可笑的：“金庸不是大侠，在我看来，他更多的是一个传统型的中国文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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