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教授将这个越来越庞大的中国政府采购市场比作成一块大蛋糕。“现在很多中国人将这块蛋糕忘了，但老外们却没有忘记，他们根据中国政府的承诺对此觊觎已久。”
财政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过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府采购处于近乎封闭的状态，缺乏透明度和竞争，所以在此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采购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最后一大块未根据市场规则运行的“孤岛”。
“要解放这个‘孤岛‘，就必须开放，不仅向国内各类企业开放，而且要向国际开放。”于安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我们受托研究中国加入GPA的相关问题，不是研究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研究何时开放、怎么开放以及开放的程度和程序问题。”
“第二轮冲击波”
现在看来，北京市软件采购风波，最终以国人满意的结局收场，那就是微软退出，国产软件突进。
对于那场刚刚过去的风波，有人用“民族产业的胜利”和“互联网舆论监督的成功”来描述，但也有人担忧地问：如果没有《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国货条款”作后盾，中国国内的软件产业真的能赢吗？
现在系统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为时尚早，不过如果抛开政府采购性质单就软件选购问题本身而言，全中国数以千万台计的电脑绝大部分选用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问题的答案恐怕已经不言而喻。“正是有了《政府采购法》的保护性条款，才使得诸如软件行业的国内诸多产业和企业仍然能栖息于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之树上偷生”，一位经济学家一口气列出了很多企业的名字，其中，一汽大众生产的奥迪牌轿车就被他两次提到。
于安教授对此也深有感触，在他的眼中，包括一汽大众的奥迪汽车在内的很多产品，差不多都是靠政府采购养活，“现在还有很多吃独行饭的，比如手铐生产企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于安认为，开放政府采购涉及到发展观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通过封闭的政府采购以保护和养活一批国内企业，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必须打破政府采购这个最后的堡垒，让中国整个市场都加入到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
不过于教授也承认，单纯说一句“放开”好办，真的要加入GPA，要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他告诉记者，目前签署GPA的国家只有38个，其中包括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以色列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加入GPA，从总体上讲是互惠互利的，但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到本国企业进入对方市场的能力，以及开放后要付出的成本和所带来的收益。如果加入GPA，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修改《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让这个保护性的“国货条款”消失。
或许是作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前奏，在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中国官方人士表示，中外投资者将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参与总投资额达140多亿美元的奥运会场馆和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不管怎样，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让过去处于政府采购市场保护之下的众多企业也走向竞争场，这是大势所趋，另外，开放之后也能让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其他国家政府采购的市场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GPA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影响确实不啻为加入WTO之后的第二轮冲击波。”于安的话，带着某种意味深长的提醒。
《政府采购协定》与中国《政府采购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许多国家的政府及其控制的机构成为重要的产品和服务采购人，政府采购占据的货物和服务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为消除政府采购政策可能引起的贸易壁垒，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扩大国际贸易，需要一个有约束力的政府间公共采购协议。《政府采购协定》是由12个缔约方在“乌拉圭回合”期间谈判达成，该协议于1996年1月1日起生效。
《政府采购协定》的宗旨是，通过消除针对外国货物、服务和供应商的歧视，增强透明度，将国际竞争引入传统上属于国内公共财政管理的政府采购领域，实现国际贸易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的扩大。政府采购是指，政府为政府机关自用或为公共目的而选择购买货物或服务的活动，其所购买的货物或服务不用于商业转售，也不用于供商业销售的生产。
《政府采购协定》规定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各个成员方政府是否应当用公款买外国货的事情。中国《政府采购法》第10条规定，我国政府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只能购置国内的货物、服务和工程，所以被称为“国货条款”。如果我国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就要对这一条的适用作出重大修改。
这一研究与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关。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WTO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注意到中国有意成为《政府采购协定》的参加方，一些工作组成员表示，中国应自加入时起成为GPA观察员，并应在加入后2年内通过提交附录1出价（中国政府开放市场范围清单），开始加入该协定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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