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氏的罗格列酮案件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得知葛氏愿意自动撤销专利，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国内几家药企就立马决定撤诉。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是为了尽早拿到药监局的生产批号。
在这两个案子中，国内药企通过专利无效办法实现短期盈利的目的暴露无遗。而这只是中国制药企业长期以来仿制思维惯性的又一次体现。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中国医药企业无法自主安排生产，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多快好省”的仿制体制扼杀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目前，中国能够进行高技术开发研究的企业不多，即使能够进行高技术开发研究的企业能力也比较弱，有些企业对企业研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过分依赖仿制，或过分依赖引进，缺乏二次开发的能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生产的化学药品97％为仿制。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制药企业普遍存在专利无意识的问题。
许多企业更关注产品是否好卖，宁愿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进行产品推销，不惜投入巨资利用各种媒体作广告，却不注重知识产权问题，自己不愿投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先拿别人的来做，心存侥幸不会被发现或者别人不会做中国市场，对可能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持听之任之、发生纠纷再说的态度。
承担着科研重任的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等原因，他们接受国家资助的课题研究中，普遍存在重论文轻专利的情况。尽管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采取了下达专利申请指标等措施，但这种倾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实，发表论文仅限于基础研究；对于有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如果仅仅抢先发表论文而不申请专利，就会造成知识产权的丧失，等于将国家投资换来的科研成果白白送给别人。
而对中药企业来说，由于缺乏专利法律知识，以及受过去被动保护和中药祖传秘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医药企业不愿意申请专利，理由是怕公开后泄漏其技术秘密，而首选保密方式保护其知识产权。然而，因为药品关系到公众健康，公众对其所服用或使用的药品具有知情权，因而申请药品生产许可时需要公开其处方及工艺，并符合药品注册审批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等标准，从而难以保密；另外，即使采取了保密措施，一旦他人自发研制成功并申请了专利保护后，保密厂家虽然具有先用权，但只能在原有范围内生产和使用，不能许可他人生产和再扩大生产范围，使保密技术和相关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其实按照专利法中关于“等同”特征的规定，他人仅通过阅读文献，稍加改动就想逃避专利法规的制约是不可能的。只要充分研究专利法规，中药中可以通用的一些品种完全有条件申请专利保护。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非常缺乏，往往是懂医的不懂法，懂法的又不懂医。而对中药专利，日本、德国、韩国都非常重视，在美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中，日本占了近一半，中国却几乎没有。目前在国内虽然有中药保护条例的保护，但其仍只是一种行政的保护方式，因为不能与专利法接轨，其保护还是有限的。
要么死守秘密，要么一哄而上，在医药行业还存在一种突击申请专利的情形。例如在人体基因领域，南方某公司2000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就突击申请了3700多项专利，此后却又突然偃旗息鼓；又如在纳米领域，近年来曾经出现过同一个人连续申请近千项专利的情况；再如，在去年“非典”肆虐之后，医药领域也出现了众人竞相申请抗非典药物专利的情况。
然而，在突击递交的专利申请中，相当多的申请都没有作任何科学实验，只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初步想法，并没有经过实验的检验，不能满足专利法所规定的“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的最低要求，因此不能最终获得有效的专利保护。另外，由于先申请制的限制，这类不充分公开的缺陷也不能通过在申请日后补充实验数据来弥补，其结果是白白公开了一些发明构思，有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
中国医药行业对知识产权不温不火的态度在2002年末开始被触动。该年12月1日实施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11条强制性规定：“申请人应当对所申请注册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等，提供在中国的专利及其权属状态说明，并提交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保证书，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负责。”
与此同时，根据ＷＴＯ的有关协议，我国要落实对100多个成员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按照知识产权保护有关条款，在专利期内仿制某种新药，开发方有权索取4至10亿美元的赔款，若买断一个专利新药的生产许可，亦需支付500至600万美元。
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有专利可生存、可发展，而无专利难生存、无发展的局面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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