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中产”阶级不只是“收入”一个标准

　　近几年来，“中产”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究竟什么是“中产”？”中产”具有哪些标志？中国有多少“中产”？又众说纷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则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之间。尽管国家统计局称这个数据未正式公布，但可以预料，这个标准肯定会引起争议。

　　事实上，试图通过精确的数字来描述一个群体，或试图用一个标准来描述一个群体，本身就存在方法论上的偏差。在社会研究中，越精确的方法，反而越容易遮蔽现实。比如，以收入来界定中产阶层，吸引人们把注意力投向这个群体的金钱收入，而忽略了“中产”的其他特征，比如，职业特征、自我角色意识、社会声望、公共活动，尤其是其精神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阶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包括企业的管理层和白领工作人员、中小企业家、政府雇员、专业群体（比如医生、律师、IT工程师等等）、自由职业人员等。他们是市场扩展、深化和社会逐渐发育的产物。

　　除了中小企业家群体略为特殊之外，这个阶层的特征也相当显著的：他们普遍地依靠其专业知识获得中等以上以至较高的收入，并维持了一种体面的生活。他们是消费的中坚，汽车、房地产、旅游、文化、图书等新兴市场是由他们支撑的，他们引领着时尚潮流，也被时尚所主宰。

　　当然，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成一格。他们有房子有车（尽管都贷了款），普遍地对自己的收入和地位还算满意；他们是靠自己的专业才能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地位的，因为，他们相信个人奋斗，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境遇。

　　因此，有点保守，但也不拒绝变革，他们倾向于追求稳定基础上的变革；在权利遭到侵害的时候，通常会诉诸温和的、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在遭遇利益冲突的时候，追求理性的谈判，并且可以作出妥协。他们具有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同时也知道如何以理性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产”的法律精神与理性气质，在近几年的城市业主维权活动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中产”也在改变和塑造一种健康的社区自治网络。近年兴起的环保活动、志愿者活动，也都是中产群体发起、推动的。“中产”因为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也普遍地会以建设性心态参与社会和政治。

　　正因为此，学者们普遍希望中国尽快进入“中产”，即“中产”或中等收入群体占到人口的大多数，而目前，这个阶层还只占到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事实上，至少从统计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也确实都是中产社会。

　　不过，如何扩大“中产”在整个社会的比例，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中产”是依托于市场体系的；需要更多的人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大学文凭似乎是“中产”的入场券；而这又需要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创造出更多知识型工作岗位。当然，最大的挑战在于，农民如何实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中产”化。

　　就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的治理来说，也需要面对中产群体不断扩大的现实，而徐图改进。比如，政府究竟如何管理新形成的社区，如何以业主自治为基础塑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恐怕需要政府转变管理模式。一个逐渐扩大的理性的中产群体，也需要政府给予理性的回应，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官民互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