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勇

　　苦读、高中、为官、升迁、退隐、获罪，从政19年最终却黯然收场。在戏剧性的变化中，这个原本是“淡泊名利、冲破官本位典范”的学者型高官形象也渐趋真实。而此事件后面的权力监督、官员问责与退出机制等问题，也引发人们的关注。

　　“他总是让人大吃一惊” 李达昌出事了。

　　2005年1月13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四川省检察院的报告，同意对涉嫌滥用职权的前副省长李达昌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对李进行立案侦查。

　　消息传来，那些曾经对他冲破官本位“壮举”肃然起敬的人大吃一惊。多年来，李达昌身上的光环不计其数，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硕士中的第一批从政者中的一员；他是中国第一个由人大代表直接提名而当选的副省长；他又是第一个退职当教授的高官；他给人的感觉是既能当好官又能当好博导，既有地位又有学问，他淡泊名利，在官场和学界进退自如，被许多人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骄傲……

　　西南交通大学一位教授很纳闷：“一般而论，知识分子从政都很谨慎的，以他平日言行，怎么会出这些事呢？”而西南财经大学一位熟悉李达昌的老教授则摇头说，“他总是让人大吃一惊”。

　　李达昌1965年毕业于原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之后的三年，留校任教。此举很令他的同学吃惊，因为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分配到北京中央机关或部队所属的高等院校这样的“好单位”。

　　李达昌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这样做的动因，实际上1960年3月他就开始了教师生涯，那时他是成都铁路学校的一名中专学生，被抽调到该校语文教研组当见习教师，“虽不到半年，但印象深刻，经久难忘”，以至于17岁的他奠定了终生从教的思想基础。

　　李达昌的第二个惊人之举是在1981年，他从就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拿到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后，还是决定回四川财经学院教书。用李达昌的话来说，这在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不说绝无仅有，也应当说极为罕见”———在便利的出国条件下，李所在的世界经济系，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出国深造。

　　此后，李达昌又出乎人们意料地离开教育岗位，到德阳市担任副市长，一路升迁，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厅长。

　　李达昌身上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在1996年，这年初，四川省人大会议选举副省长，当时李并非经组织提名的候选人，但是在选举过程中，竟然有多个代表团联署推举他为候选人，选举结果是李达昌被确认为副省长，而本经组织准备提拔为副省长的一位候选人则落选。李达昌赢得了“民选副省长”的声誉，事业渐入巅峰。

　　而9年之后李达昌辞去副省长职务，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当教授，再次“让人大大的吃了一惊”。

　　据报道，2002年1月10日，即将卸任的李达昌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辞官信：“值此省委安排下届班子之际，考虑到明年省政府换届时我已六十岁，身体状况不太好，(常常失眠、眩晕、高血糖、血脂高等病灶)，我请求省委接纳我从现职岗位全退下来的建议。我的具体要求是：1.不再担任省政府领导，也不去省人大、省政协任职。更不要安排去省属企业。2.不再担任下届省委委员，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3.我愿回我的母校西南财大或省社科院做一下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咨询工作。”四川省委一位官员透露，李达昌一共分三次用书面形式向省委表达了去意。

　　李达昌曾经对媒体如此解释：“过去领导干部退下来，大多去人大、政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有些领导在人大、政协的位置上，能够发挥作用，未尝不是有益的安排。但是人各有志，就我自己而言，一直和母校保持着剪不断的情缘，母校也希望我回去，我更适合教师的岗位，所以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将去未去之际，李达昌在报刊上发表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的署名文章，再次向公众表达了辞官从教的决心：“19年后‘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我熟悉的书房、课堂，再干我终生喜好的写作和执教的本行，真令人惬意！”“我是一介书生……从此后可以相对安静地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了，高兴之情难以言喻。”

　　2003年1月，李达昌卸任，7月，被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聘为教授，并接受了指导两名博士生的任务。

　　一时间，李达昌“不当省长当教授”的事迹被媒体广为报道，他也迅速演变成一个符号。人们普遍认为，李达昌“开创了中国高官退出机制的第三条道路”，“是官员能上能下的典范”，李达昌也获得了“淡泊名利、冲破官本位”的极高声望，在西南财经大学专门为其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校方盛赞李达昌“体现了一种新的、确属难能可贵的精神风范”。据报道，李达昌此举甚至带来了一批官员辞官卸任纷至大学谋事的效应。

　　然而，两个月后，李达昌即被“双规”。

　　1000万美元哪里去了？

　　李达昌究竟身犯何事？四川省人大的一份报告说，1997年元月，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由财政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再由进出口银行向原四川省政府直属企业中川国际公司提供5年期1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作为赔偿风险准备金，以解决中川国际承建的乌干达欧文电站出现的工程问题。而李达昌“无视国家关于专款专用的规定，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不动用该款的承诺”，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

　　乌干达欧文电站扩建工程，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乌干达投资的项目。1993年11月5日，中川国际与业主乌干达电业局签约。1994年1月，该项目正式破土动工。但据中川国际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因标价过低、合同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周转资金不足”等原因，加之业主代表及监工多次制造障碍，导致该公司被终止合同关系。当时乌干达方面提出了赔偿要求。

　　知情人说，1000万美元的事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李达昌究竟还牵涉了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

　　目前媒体普遍认为，是原四川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郑安卡的问题带出了李达昌。在李达昌当财政厅长期间，郑安卡是财政厅工业交通处处长，与李达昌过从甚密。郑安卡在任成套局局长前，曾担任中川国际公司的总经理，据透露，郑获得这两个职务都与李达昌的扶植有关。

　　2002年郑被发现在中川国际总经理、成套局局长任上有贪污受贿行为，2004年12月6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5年。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实际上是李达昌的问题带出了郑安卡。中川国际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其一，就是动用国务院专款，其二，是与深圳通富达公司重组问题。

　　国务院拨付的1000万美元到哪里去了？据查，这笔钱在1997年陆续到达中川国际的账上，当年中川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被撤换，其后由戴宝成担任董事长，谢成荣(现水电厅厅长)任总经理，谢上任不到3个月，又换了单晨光任总经理，郑是在1998年1月被任命为总经理的。郑安卡在辩护词上说，到他上任前，这1000万美元已所剩无几。那么，这1000万美元到底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中川国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连换三个总经理？这一切目前对公众还是一个谜。

　　与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通富达公司重组一事显然是中川国际最大的问题。根据公布出来的情况，通富达公司于1999年5月完成对中川国际的控股。郑安卡的辩护律师说，通富达公司采取了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手法，在控股过程中几乎不费一枪一弹。而此后，“中川国际”陷入了“重组陷阱”，资产不断遭到抛售。重组给中川国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涉案18名人员在2004年7月28日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其中12人被警告、罚款，郑安卡也在其中。

　　郑安卡在一审辩护词中说，在重组期间，他对丛钢(深圳通富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年5月该公司控股中川国际公司)等人侵吞国有资产的企图有所察觉，便积极运作，提前准备，将中川公司在国外能处置的资产变卖，集中成780万美元存进中川国际在乌干达和香港两地的银行，后又将这笔款打到四川省财政厅指定的账户上。

　　根据调查，变卖资产所得的780万美元确实进了财政厅指定的账户，但郑安卡最初的意图果真如他所说是为了防止丛钢侵吞吗？像变卖资产这么大的事他能作主吗？如果不能，谁又在支持他？意图何在？

　　李达昌跟重组案是否有关？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之中。

　　“双面”李达昌

　　李达昌给人的印象人言人殊。有媒体说，“李达昌教授显得很儒雅”，但也有一名跟其接触较多的成都记者说，李达昌说话“口水嘀嗒，拖泥带水”，没有一点儒雅的样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覃天云说，中等个子的李达昌有点秃顶，咋咋呼呼的，没有什么风度，“把他往人群中一放，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高官，或者一个教授”。

　　许多人认为，谦恭礼让、小心谨慎，是李达昌的个性特征。持此观点的人讲了一个细节，李达昌接受一家媒体采访，记者开口叫“李省长”，被李达昌打断，李笑着说：“大家都叫我‘李老师’，有些同志虽然不是我的学生，叫我‘李哥’也挺好嘛。”类似的故事很多，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李达昌步步升迁，但他基本上和从前当老师时没多大变化，李因此在官场、学界都颇得人缘，“知识分子官员一般都这样，没什么好奇怪的。”西南财经大学一名教授总结道。

　　李达昌对此颇有些自得，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用官本位的意识来看待自己的职务。很多接触过我的人，都说我没有官架子。我这个人性子急一些，但从来没有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没有以权谋私。与人相处都是平等相待。”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据报道，在他当任的一次外商与记者见面会上，工作人员要记者按设定的提问单子提问，有一位记者却拒绝，提出有关投资环境不良的问题，记者会上有人为此鼓掌。李副省长当场就勃然大怒，教训了记者，事后还羞辱记者。这“与他的自我表扬相去甚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刘茂才跟李达昌有过较多的接触，在他看来，李达昌的谦恭总给人一种“太过而至于虚伪”的感觉。“2001年我退下来，在北京碰到他，他很热情地到我房间来串门，约我打保龄球(李达昌最大的喜好就是打保龄球)，我说我喜欢打麻将，他就陪我打了一个晚上的麻将；第二天上午他叫人陪我打保龄球，下午又亲自陪着打了一下午。”刘茂才说，他当时想，一个副省长，每天有多少大事等着办，花这么多时间来陪他这没什么事的老头子——对退休了的老同志，或者说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再尊重，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感觉他是刻意这么做的。”

　　李达昌的好做学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达昌做财政厅长时，经常往社科院跑，他热衷研究一些经济问题，喜欢跟社科院的研究员一起搞课题———李达昌对外宣称他著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不过其中很多是由社科院的研究员们执笔写的；他还喜欢跟有影响的学者交朋友。

　　“这是他的一种兴趣，但这并不说明他不想做官。恰恰相反，他对做官有着强烈的欲望，是属于千方百计想做官的那种知识分子。”刘茂才说，1980年代，李达昌还是德阳市副市长时，刘去德阳调研，那时刘是四川省委智力开发规划办公室的主任、智力开发者学会的会长，他提出了一个超前而重要的观点：人才取胜、智力取胜。四川省委高度重视，采纳了他的智力取胜战略中“大胆起用有争议有能力的人”的建议。李达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自告奋勇担任了该学会德阳分会的会长，“我感觉他很虔诚，他天天来汇报，对我说，‘我是你的部下’，那时我就对他有印象。”刘说，当时的李达昌表示对他很崇拜，称他是“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显然他在我这里发现了机会，升迁的机会。”刘茂才不胜感慨：后来在很多会议上，他多次提到，德阳那个李达昌是个人才，这对李的升迁有很大的帮助，“我很清楚他的目的，但我觉得他确实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公平地讲，他的经历(第一批研究生中的第一批从政者)很值得骄傲，因为我一直在呼吁，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进入高级领导的行列”。

　　李达昌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官场失意，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事隔半年再来看其辞官从教的动机，很多人以为，这样的话语已经不足为信了。

　　监控体制须加强

　　四川省人大常委张世昌认为，李达昌之所以能滥用职权，反映出政府和人大在体制上监管不力的问题。据了解，四川省人大现正在细化对专项基金、预算和决算以及国家投资项目的监控条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说，李达昌事件说明加强财经纪律的必要，人们对那些往自己腰包里装的官员很警惕，对此类行为的概念比较明晰，但对那些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却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因为不往腰包里揣，也没人追究责任，反正公家的钱花在公家身上，正是那句话，“世人但知贪官之祸而不知清官之祸”，因此国家正在起草旨在加强领导干部约束的财经纪律。

　　毛寿龙认为应该加强问责制：第一，在技术上对此类行为应该有一些明晰的规定。第二，领导干部在批准使用经费、资金时，应该从程序上做到公开公正。第三，制度上，应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确保领导干部的职权行为是为公众服务。第四，领导干部出现财政问题，应该承担小到行政责任、大到政治甚至刑事责任。

　　而首都经贸大学博士焦建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实际上我国地方财政资金都是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和副手支配使用的，这早已是潜规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些领导干部对财政资金的签字使用权都有一个既定的默契。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我国还缺乏一个刚性的规则，大多都是在潜规则下操作出来的。”

　　而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无论领导干部如何自律，还是得从体制上加强监控。我们目前的许多监控措施已经较为成熟，但关键在于落实，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不要让一些人处于监督视野之外。

　　退职从教依然是趋势

　　李达昌落马，很容易将公众的目光引向知识分子官员这一群体。

　　四川省社科院前院长刘茂才多年前便致力于向四川省、向中央呼吁，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步入政坛，他说，知识分子从政，是这些年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大背景下，知识分子路线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大势所趋。

　　在四川，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下派学者到基层任职，已经经常化、制度化，1980年代中后期始，每年四川省委组织部都要下达一些任务，从四川省社科院及一些高校选派学者、教授到一些市县党委、政府挂职，社科院每年有一两个学者或研究员到基层挂职，一般为期3到5年。“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刘茂才说，学者、教授找到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场所，有机会提高执行力；基层县市也有这样的需求———这等于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机会，诸如招商引资、权力资源等等，学者和地方官员的结合，可以相互促进。当年的李达昌，后来的郭元日希，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到德阳任副市长的。

　　如今，这种下派已经从挂职演变到直接调任了，户口等也一起弄过去。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出现挂职的弊端———被派下去的干部有镀金思想，并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只是把人缘关系弄好点，做一些表面功夫好回去；地方上知道被派去的人要提拔，也不会把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交给他们。

　　是否曾被下派到基层锻炼且有明显的政绩，现已成了四川提拔干部的一个必要条件。特别是后来又成立了后备干部机制，作为后备干部的知识分子被要求必须到基层锻炼。而此类要求不惟四川，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党建专家黄苇町认为，学者从政的现实意义在于，学者掌握了很多前沿知识，有利于施政；学者有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在经济建设中确实需要引进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学者。但是有一点要区分开：学者不是一个天然的管理者，因为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学者也许只掌握了某一方面的知识，而领导干部则需要全面考核，有些学者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但不一定在廉洁自律方面做的比别人更好，还是应该提倡德才兼备，不要盲目追求学者从政当官。

　　他认为，政府在选拔学者为官时，应选拔那些有管理才能和管理经验的学者。

　　有进入也就有退出，四川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覃天云分析高官退职从教的心理说：虽然学者是一个很虚的头衔，但仍然有很高的身份，受着别人的尊崇，是“别一番风景”。另外，当学者还很新潮：它看起来和发达国家是接轨的。不过，相比国外官员要做学者往往很难的状况，中国的大学却往往不加考核就愿意接纳，其心理一来觉得风光，增加校誉，二来重视退下来的官员的“余威”，赢得与官方交往的机会。

　　至于官员退职从教，刘茂才认为，作为官员退出机制的一种方式，目前还没形成气候———李达昌是个特殊情况，不具代表性，“我不相信他十分想进入学界，因为这年头不想做官的像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但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官本位”意识的消退，大趋势会像美国一样，形成政界、学界和商界之间的良性循环，他认为官员退职从教的选择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