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年是一种怪兽。年这个字，亦可拆成“人”、“牛”———比人还牛———看来，年只能是一种怪兽了。年，又好比一个最著名的商标，那几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被它一贴，身价倍增，有些像领导所下的一道命令，你听得听，不听也得听，每一个人，在年的名义下，都得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

　　过年的要旨在于：不管你快乐与否，都要把年过完，并且要高高兴兴地———哪怕高兴不起来，也要假装高兴。如此说来，年这东东，有些像兴奋剂，只不过，它和真正兴奋剂的区别是：快乐过后，不必担心尿检。

　　过年，也是对自己快乐能力的一种考验，说别人别人可能有意见，就说我吧，以前，都是在别人指导下过的年，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在吾所过的三十多个年中，当过主角的，分别有父亲母亲、姐姐姐夫、岳父岳母，在他（她）们面前，我永远是小孩子，他们怎么过，我就怎么过，我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他（她）们快乐。他（她）们为我写好了文章的标题和主题思想，我只是顺着他（她）们的思路，把一些字词安排到文章里去，只要不出现语法错误，就万事大吉。

　　这一回，我却做起了主角。我们一家三口，决定不回老家过年了，在北京过。可以说，从年前开始，我就开始谋划了，指导思想是：简单，隆重，有创意。以前是大人们让我快乐，现在我却得让孩子和孩子她妈快乐。提前一周置办年货，让鸡鸭鱼羊进家，让白菜菠菜上门。伊更是提前蒸了几锅馒头、包子、花卷什么的，孩子也在家里贴画，都是她自己的得意之作，我也把一个大红的中国结，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这叫营造气氛，也就是“造势”。我们一家三口，笑呵呵地，好像快乐这东东，在吾家开了一个办事处。年三十儿中午，一桌子花花绿绿的菜，像一堆语气助词，看着就兴奋，我作为家长，眼巴巴地期待尚尚好好地吃，可是，小坏蛋对那些菜，只是动了几筷子，就激流勇退了，我们以为尚尚哪儿不舒服，又是抱又是亲的，还象征性地亲她小额头，可是，尚尚依然不快乐，这下我慌了，像一个导演，本以为会出很多彩，结果没出彩不说，却连观众也没有，更甭提掌声了。后来，尚尚终于说出了她不快乐的原因，原来没有鞭炮可放。想一想，是啊，在故乡，一大家人围着一大桌子吃饭，举杯，逗她，哄她，再加之外面鞭炮声不断，她可以跑出去，与院子里的小朋友抢那些哑炮，多好玩。而在北京，根本不给你放鞭炮的机会，哪里还有哑炮可寻？我想调节气氛，说些开心的话，可是，说什么都辞不达意，在异乡，三口之家，我能给孩子和孩子她妈带来什么样的快乐？一个人喝酒，想醉，然而，异乡的风里，连个陪酒的也没有，你只能自己把自己劝醉，又自己把自己弄醒。三口之家的春节，理所当然，该我主持，倘若我醉了，如何交待？一句名言，好像是马克思说：如果你想把别人照亮，自己首先得是阳光。我如果想让家里另外两名成员快乐，首先自己得是一个快乐站。扮鬼脸？说笑话？学狗叫？我知道，我们一家三口这么过春节，也是很快乐的，只是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就像用录音机放录好的鞭炮声。北京的天气不错，外地朋友打来了电话，问候新年。伊也给她父母亲打电话，说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多么多么地快乐，尚尚高兴得又蹦又跳，做了好多菜，她胃口特好，不想让她吃多，可不能撑着了……后来，我又拨通了姐姐的电话，说我很想她们，在北京过节很好的，晚上准备去长安街看灯，去天安门溜风，尚尚还对着话筒喊姑姑，她声音之小，像刚刚午睡醒来的蚂蚁，我那耳背的姐姐，不知听清楚了没有。

　　其实，那一年过得还真不错：逛街，吃冰淇淋，看麻雀们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如一本被撕碎的书，暮晚，还带着老婆孩子去了王府井，一群鸽子，在霓虹灯的光影里（多像一张张被裁好的红纸），侧身而飞，像一个人提笔在大红纸上刷刷地写春联儿，只不过这些鸽子，飞得极快，像草书———正如故乡春联上的一些字儿，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