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袁幼鸣

　　治大国若烹小鲜。于现代经济社会，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存在多层次、多向度内在关联。中国内地公司治理状态折射着国家治理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完善国家治理须先治理好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组织的公司；与此同时，公司治理难题又是国家治理困难的缩影——其破解有赖国家的制度供应，正为国家治理进步标示着方位与路径。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公司步入丑闻高密度爆发期。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中央企业到地方企业，一家接一家知名公司东窗事发，决非偶然现象。分析近期公司丑闻中的典型案例，不仅可管见公司治理的要害，也能镜鉴国家治理之正途。

　　中储棉：央企大漏洞是如何形成的

　　2005年1月13日，又有一个国企“巨无霸”——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倒下了。而就在中储棉事件曝光前数日，国资委向社会公布了一项审计结果：中国181家中央企业有20%资产缩水20％以上，还有20％资产缩水10％以上，也就是说，181家央企有近一半没有实现最起码的资产保值目标，更甭说实现资产增资，系民间所言的“败家子”。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大型国企总体上何去何从的重大课题，构成了中储棉事件凸现的背景。中储棉事件则直接在亚层次上充分暴露着大型国企治理的巨大制度漏洞。新华社电讯所揭露中储棉事件核心事实触目惊心：这家2003年3月方设立的中央企业，职责本是承担平抑棉价、稳定市场，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功能，却于当年10月起，利用行政性垄断许可，累计进口棉花达20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投机失败，巨亏近10亿元。

　　造成国有资产巨亏有人担责，但新华社电讯称，中储棉总经理雷香菊将亏损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形势，中储棉进口棉花每一笔都经过了国家发改委同意。而国家发改委对此则表示，中储棉进口棉花主要是企业经营行为，中储棉棉花储备业务由发改委指导，经营性业务则不属于发改委指导的范围。

　　新华社评论只好无奈地说：“我们看到有关方面都在为自己辩护，让责任归属云山雾罩一时很难辨别，有待有关方面拨开迷雾，分清责任，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惊诧过后，分析中储棉事件酿成深层原因，又会发现问责对象不明实属“情理之中”，因为制度漏洞昭然若揭：中储棉既承担着管理国家棉花储备的功能，又被赋予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主体性质，两厢游走岂不是轻而易举？中储棉本身就是一个怪诞事物，现在，虽然闯出了弥天大祸，要“坐实”责任人决策时的“主观故意”，照样殊不容易！

　　中储棉事件为大型国企治理再次拉响警报：一是要遏制类似事件不断出现，首先在性质界定上，必须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一次大甄别，把承担“政策性功能”的“企业”从中央企业中区别出来。在此基础上，要么让它们“回归”到事业法人序列，最起码要解除它们的竞争性市场主体功能，同时进行专门的分类管理。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提供“准公共产品”国有机构，它们无不处于功能单纯状态。至今中国习惯于把承担“政策性功能”的“企业”视为“大内侍卫”，不仅赋予经营权力，而且多给予行业垄断许可，误以为它们获得垄断利润对执行政策任务有益处。这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缺乏认识的表现。事实已一再证明，这类“企业”也是“理性人”，“大内侍卫”身份不仅不利于它们做大做强，相反会纵容它们胡作非为——造成公有财产巨大损失后甚至无法追究责任。

　　二是必须全力推进大型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速度。新华社电讯透露，在公司内部，中储棉决策进口巨量棉花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建立企业制衡机制的重要性谁都明白，但现实的讽刺是，国家国资委的有关构想竟然为“用3年左右时间完善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制度”。按照这个3年时间表，必有一批企业尚未等到“完善董事会制度”那一天，已经玩完。

　　不仅如此，观察部分现正试点董事会制度改革的中央企业，可以发现它们聘任独立董事的进展总体上慢如蜗牛。对于“理性人”来说，“内部人控制”永远诱惑十足，填补制度漏洞自然需要强制性变革力量有力推进。

　　按照国家宪法精神，任何人与机构都必须接受监督与制约。道理上，越是位高权重、责任重大的个人与机构越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至今在公司治理上，确有一种“豁免惯性”在或明或暗地作祟，越是“高级别”企业、大型企业，接受的监督与制衡越不充分。中储棉巨亏公有财产而追究责任人成难题案例显示，国家宪法精神理当得到全面落实！

　　中航油、川长虹：终结“企业家人治神话”

　　近期中国内地公司丑闻成因既有交叉共性，又有类别特征。中航油事件与中储棉事件呈现交叉共性，四川长虹事件又可与中航油事件归于一类。

　　它们均系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一个在境外上市一个在境内上市；它们均在境外市场豪赌公司资产一败涂地，一个押宝石油衍生产品，一个下注海外经销商；它们均充当了追求部门与地方利益的急先锋，与市场垄断地位升级和GDP政绩获取密切关联……最后，它们共同终结了一种表面上“企业家明星”在前台行走，实际上由利益集团所支撑的“企业家人治神话”。

　　2003年11月30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公告承认，因进行投机性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失败，亏损5.5亿美元。丑闻随即引发了境外上市中国国资控股公司公信力危机。国际舆论一致指称中航油巨亏事件是继1995年里森搞垮巴林银行以来，新加坡爆发的最大金融丑闻。

　　中航油事件前台罪魁祸首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副总经理兼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陈久霖一度被“塑造”成亚洲级的“商业领袖”，东窗事发后公众发现，这个年薪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打工皇帝”，将一个默默无闻小公司运作为新加坡股市明星，靠的并非什么个人商业才能，而是中航油对国内航空燃油进口权几近100％的行政性垄断。

　　来自陈久霖老同事的评价是，此人既不懂国际贸易又不懂石油市场，由数年前的“一般干部”窜升不受节制的一方“国企诸侯”，“政治明星”的成分居多。

　　陈久霖之所以能够搞垮中航油，超越现代公司规则的人事安排授权负有更深一层的罪责。不难发现，存在于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另类企业文化应该为中航油丑闻承担较为接近本质的责任。所谓另类企业文化就是，在国资企业中，存在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匹配、不融合的企业文化，导致公司即使形式上建立有法人治理结构，实质上仍由不受制约的意志决策运作大事，或者是“一把手”说了算或者是其他形式，它令现代企业得以存续的国际公认与公用的游戏规则流于摆设。

　　那么，为什么另类企业文化会在中航油之类国资上市公司中大行其道呢？究其接近本质的原因是，以“私相授受”的权力传递方式“塑造”所谓的一把手便于“人治”，而“人治”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中航油根本就不具备从事石油衍生产品交易的许可。按照国资管理部门的规定，为规避石油现货价格风险，数家大型国有石油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从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至今未允许任何企业涉足投机性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中航油2003年即进行石油衍生产品投机，一度如初进赌场的新赌徒，尝到些甜头。事发前，控股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从未对此干预，并无法佯装不知，因为，作为上市公司，即使对于投资公众，中航油财务报表也显露了其“投资收益”。

　　简而言之，中航油拿公司资产豪赌一旦成功，有利于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在与三大石油巨头垄断对垄断的博弈中获得利益，这一利益最终将体现为落实到个人的政治好处与经济好处，是一些人对陈久霖不加约束，相反助长其凌驾于公司治理结构之上的显著原因。

　　与中航油相比，四川长虹丑闻性质的恶劣程度有过之无不及。2003年12月27日，四川长虹发布预亏公告称，全额收回公司美国经销商APEX公司所欠账款存在较大困难，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该项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3.1亿美元。

　　如果说中航油违规豪赌石油衍生产品惨败还有多空判断一念之差、开弓没有回头箭等技术借口，而四川长虹在数年时间内，把价值数十亿人民币实体经济产品，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运送给一个涉嫌诈骗的美国注册公司，令人惟感匪夷所思。

　　在APEX公司控制人季龙粉因拖欠中国内地数家“国”字号电器出口商货款早已声名狼藉之后，为什么长虹还会送充当敢死队，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不过有一点确凿无疑，长虹是一家长期为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的上市公司。它对所在城市GDP 的贡献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在中国多数地方政府至今习惯于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解为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大背景下，地方龙头企业的治理结构往往属于纸上谈兵。

　　在政府与公司之间，“长官意志”最契合的接轨对象自然是“企业独裁者”。于是，人们通过媒体报道可以发现，似乎长虹一旦缺了担当“一元化领导”的龙头老大，明天就会停止运转。长虹前负责人倪润峰之个人之进退达到了用“退位”与“复辟”指称地步。

　　虽然“企业独裁者”的“一元化领导”是反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设置，对“企业独裁者”需要却营造了神话企业家的氛围。倪润峰正是中国内地企业家被神化的典型。在一个集体无意识存在造神传统的社会内，神话企业家一点都不难，既然陈久霖这样的“一般干部”也可被神话，像倪润峰这样的国企发展功臣，做过不少有益工作的人，又有什么障碍呢？

　　最终成为长虹烂账的对APEX公司超过40亿人民币应收帐款，正是发生在倪润峰2001年“复辟”后掌控公司期间的。其中有多少责任源自“长官意志”？有多少责任该由“独裁企业家”承担？也许将为巨额公有财产损失“埋单”的公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

　　中航油事件和川长虹事件接踵而至，以巨亏公有财产为代价，宣告了“企业家人治神话”破产。其启示首先在于，至今笼罩在“企业家人治神话”阴影中的公司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得到改变，否则，公众将不断目送公有财产化着缕缕青烟。更进一步，其对易于创造神话、接受神话集体无意识形成棒喝，于国家治理层面亦提供了反思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