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新疆户口的王女士和京籍男友结婚，未婚先孕在北京生子。根据相关规定，孩子3岁后可随父办理北京户口。但今年在办理孩子进京户口时，工作人员却告诉她必须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检验中心做亲子鉴定（2月22日《北京娱乐信报》）。

　　相信不少“局外人”对这则消息会感到不解。据有关规定，对儿童进行户口登记时，证明孩子身份的法定文件是由医疗卫生机构作出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作为“人生第一证”，它是证明孩子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因此，只要王女士在办理孩子的户口登记时，持有孩子《出生医学证明》，就无需再进行包括DNA鉴定在内的“二次证明”。

　　据介绍，要求未婚先孕者做亲子鉴定，是为了防止一些人将他人子女冒充自己“未婚先孕”的私生子女入户，避免有人钻政策的空子。

　　但是，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这种做法涉嫌违法。它无法从现有法律中找到任何依据。

　　其二，涉嫌对外来人群的歧视。如果说，外来的“未婚先孕”者可能钻政策的空子，其实所有孩子的出生证明都可能通过医院而作弊，难道让所有父母在为孩子入户时都做DNA鉴定吗？

　　其三，损害政府信誉。国家卫生部门授权相关医疗保健机构填写的孩子出生证明，户口登记部门对孩子父亲身份怀疑，实际上是对国家授权的另一个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也会一定程度地使政府权威蒙受损失。即便这种怀疑有道理，也应该是两个部门之间的调查对证，公民只有配合调查的义务，没有自己寻找证据来判断政府部门工作的责任。现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失误由公民个人承担其代价，只能使政府威信受损。

　　其四，无端给公民增加负担。据报道说，一个DNA鉴定要3600元，这个花费是相当高的，那么这个成本究竟应该谁来承担？执法部门怀疑公民钻了政策空子，而公民已经提供了合法的身份证明。如果执法机关怀疑这个证明，无疑需要证据，而这个证据只能由执法者自己来取，因此费用不能让公民承担。

　　其五，无端涉入公民私人领域。“未婚先孕”是否违背中国目前的公序良俗暂且不论，其无疑属于私权领域，因此，政府部门没有权力通过执行公共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对此评判和干预。这种在孩子入户时把“未婚先孕”者区别对待的做法，无疑既是一种歧视，又是一种侵权。

　　其六，执法作风“前恭后倨”。我们承认户口登记部门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绝不让一个人钻“政策的空子”。但是，所有的政策都会有空子，没有空子的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它只存在“乌托邦”里。我们既然有制定政策的勇气，就要承担这个制度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们既然允许外地孩子可随父亲迁入北京，就要大大方方地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可能。这种“前恭后倨”的执法作风，我们经常能够领教。比如，某些低保政策，一方面规定低收入者可以领取，同时推出各种苛刻要求，家里不能养狗、不能使用手机等。再比如某些助学贷款，一方面规定贫困学生可以借贷，但同时又设置门槛百般惜贷。

　　归根结底，这个荒唐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笼，一方面暴露了目前户籍政策的藩篱已经到了拆除的时候了，这个大前提不改革，各种荒唐的小政策还会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还暴露了一些大城市执法者自负的心态。比如之前有人就担心“假如十三亿人都跑到北京来，那怎么办”，因此“建议”大城市必须扎紧口袋，进行人口甄别，搞“准入制”。现在，这样的政策和心态都需要改一改了，否则人们会用脚投票的。如果这种荒唐改不了，那么我就建议，让天下所有的孩子入户时都做DNA吧。

　　□樊夫（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