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发表邱震海的“日本的心态和中国的策略”一文，认为有两大因素促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作用不断上升，一是中美关系呈现潜在冲突的态势，二是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而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越紧张，日本的战略游刃空间就越大，其对中国的风险也越增加。因此中国需从战略角度入手，使日本战略作用逐渐空洞化。

　　美日双方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把台湾海峡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这是日本在台海局势方面的首次立场清晰化，其后续效应在地区和国际间正引起密切关注。

　　日本完成这一战略清晰后，未来台海局势将更为复杂；如果说，过去台海基本格局是“美-中-台”(西方用语)三方互动，那么未来台海便将出现(美日-中-台)的更为复杂的格局。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战略清晰化，其实并非不可预料。其背后是日本“亚洲观”的模糊，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短期利益找到了交集点，亦即不希望一个统一的中国出现；而日本同时也在台海问题上找到一个切入口，通过与美国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实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

　　东西文化秩序中的位置

　　去年年中，笔者专程赴日考察中日关系和美日安保走向，之后曾在《联合早报》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中日在历史问题上应走“第三条道路”，亦即既不回避历史观分歧，但也不将历史观分歧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唯一前提。笔者同时提出从文化观、历史观、战争观和亚洲观四个方面与日本展开良性对话，并呼吁中国民众理性对待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

　　针对日本国内错综复杂的民间情绪和政治势力互动，笔者提出应正确区分三类日本人：一是日本大部分民众，二是保守的机会主义日本政治家(如小泉纯一郎)，三是极端右翼分子；中国只有正确区分上述三类不同的人，将大多数日本国民作为信任、依赖的对象，日本社会的理性、健康力量才会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去年秋天，笔者又进一步将中日之间林林总总的分歧、矛盾抽象归纳为三大范畴：第一、历史观的分歧；第二、因中国经济崛起而导致的双方民众心态失衡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第三、未来潜在的战略冲突。这三者中，最为关键的则是第二点，应成为中日双方理性力量关注的焦点。

　　这其中，自然有中国如何理性面对自身崛起的问题，但日本无法解决其在亚洲的定位问题则是问题的最终症结。而中国由于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与日本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自然成为日本“亚洲情结”中最大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中日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互换问题；二是日本如何定位其在东西方文化秩序中的位置。

　　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中国长期来处于亚洲中心位置，日本则处于亚洲的边缘；“明治维新”后，中日的这一位置发生了对换；但最近十年，日本首次面临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与其同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现实，由此产生心态不平衡和潜在恐惧。

　　这一恐惧与日本对其在东西方文化秩序中位置的困惑有密切关系。日本近代有三次重大的外交调整，一是“明治维新”后的“脱亚入欧”；二是战后确立“日美基轴”和“经济中心”的对外路线；三是上世纪末期进入以“亲美入亚”和“政治中心”为目标的第三次转折。

　　其中，“脱亚入欧”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标志，意味着日本对其“东方中的西方”之自我定位的形成。在这种定位下，就有了上世纪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和以此为基础的对亚洲邻国的奴役。

　　仍须从战略角度入手

　　战后，作为军事大国的日本虽然解体了，但日本对其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定位尤其是在亚洲地位的认识图式却得以保留并贯穿战后过程。而冷战框架下日本迅速进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则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面对全球化浪潮，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虽然在外交上“亲美入亚”，但在思想上却未完成对其陈旧定位的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困惑就毫不为奇了。

　　问题是：以台海问题为切入口，通过美国实现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对日本可以得益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却是弊大于利。原因很简单：21世纪中日两强对立，其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对日本而言，最佳的战略选择是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同时与中国实行地区合作，共创繁荣。

　　从中国来说，应当认识到的是，有两大因素促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作用不断上升：一、中美关系呈现潜在冲突的态势；二、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可以说，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越紧张，日本的战略游刃空间就越大，其对中国的风险也越增加。

　　因此，笔者不久前提出对日“战略空洞化，经济一体化”的思路。既然日本在可预料的未来不会解决其在亚洲定位问题，那么中短期内解决日本问题的唯一钥匙，就是从战略角度入手，使日本战略作用逐渐空洞化。

　　这里的关键是改善中美关系和解决台海问题，在这方面需要跳出中日关系层面，有一些宏观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路。有关具体战略思路，笔者将另撰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