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记者王攀、陈芳）2005年开春，珠三角地区企业招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料峭春寒：当地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了200多万个岗位“缺工”窘境。与此同时，安徽、湖南等大批农民工涌入长三角地区和其他省份。来自民工输出地安徽省阜阳市铁路部门的统计表明，今年

　　春运期间阜阳发送旅客120多万人，其中上海方向比去年增加30％，广州方向则下降20％。

　　农民工流向的明显变化，引起了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全国经济多点发展正带来劳动力多向流动的大趋势，要全面看待劳动力市场转移带给不同地区的挑战和机遇。

　　20多年前，改革开放刚起步时，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唯一选择。而现在，“农民工不再盲目南下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坦言，“珠三角在吸引外来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正在减弱。”农民工流动方向多元化的背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方潮贵说，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西部大开发的不断加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特别是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吸引了一批愿意到本地区城市工作的务工人员，加上去年以来农业增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出打工人员的流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城乡差别的改善，也成为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蔡玲说，近年来从苏南悄悄向整个长三角展开的“新市民运动”，是民工流倾向长三角的重要因素。在江苏常州，以帮助外来工这一弱势群体为主旨的“新市民学校”已培训10万多人次；在宜兴，流动人口登记数达1000人以上的单位或区域，都建立了“新市民社区”，有力改善了当地的招工环境。与此同时，一些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也开始“奔”向西部农村寻求打工机会，同样是在江苏，数十万农民工在农忙季节组织起来前往新疆摘棉花，成为当地农业经济正常运行的有力支柱。

　　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理性选择能力的增强，也是造成农民工流向多元化的重要原因。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出现一大批具有丰富社会经验和较强技术能力的工人，随着各地区经济发展亮点频呈，他们具备了相应的“谈判能力”，选择自己就业地点和行业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全国人大代表方潮贵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选择工作的自主性更强，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是从全面保障工人权益和福利待遇出发，很难从根本上缓解“用工荒”。

　　更多的代表和委员则对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环境提出了看法。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说，有些企业发给工人的月工资刚刚超过最低保障线，长时间超时加班，又无法享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外来务工人员也懂得选择，条件太差了自然会离开。”值得注意的是，在吸引农民工日益增多的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大大增强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镇江市委书记史和平认为，“事实上，要想有效地缓解民工荒，必须立足于‘和谐社会’理念，从缩小城乡差别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认真改善务工环境，保护工人权益，落实社会保障，让农民工拿上稳定的工资，真正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