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楚方，实习记者沈亮、柴爱新／北京报道

　　本届政府步入“中考”期

　　刚刚过去的2004年无疑可以称作“宏观调控年”，2005年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改革年”。这使外界观察今年“两会”的兴趣愈浓，而2005年恰好又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这次“两会”，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出自安徽来安县邵集乡松郢村的一幅2005年新春对联，“虽说土气，但能说出我们农民的心里话。”松郢村村民梁振虎说。

　　农民以春联表达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并不罕见。但取消农业税这个“第一回”所凝聚的民意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执政党的民意支持，却引起了新的注目。

　　“两会”前另一番颇受关注的情形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共最大的自我教育活动”。北京中直机关一位张姓公务员正在参加这项活动，“这个词有些拗口，但是单位抓得很紧。”

　　每天她都要经过西单地铁，在北京最繁华地段的地下通道里，乞讨者已经冻得不堪忍受，几个人蜷缩在一起，张将一元纸币扔到乞讨者铁制的钱罐里，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

　　“太冷了，我穿着羽绒服都难受，可他们却要在这里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这时，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自己是个党员。”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年初,温家宝总理为死难矿工落泪的一幕,引发了媒体的纷纷报道。然而,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2004年的黑龙江鸡西“欺骗总理事件”──总理的批示被地方官们推来推去，甚至交上严重“掺水”的调查报告。这一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做法显示了这些地方官员极低的执政能力。

　　因反映鸡西市政府欺骗温家宝总理而闻名的夏家骏的评价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既对中央负责,也对百姓负责。

　　本届政府为建立这样的制度做出了新的努力,但要完全建立起来,又恐怕不是一届政府任期内所能完成的事情。21世纪初的中国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行。

　　经受一次次考验

　　2005年3月，全国“两会”即将举行，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在四中全会上，2004年9月1日，江泽民提出辞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还表示，“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到2005年3月，已经将近两年半，距离十七大，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2003年3月本届政府诞生，到今年3月，也已两年，至下一届全国人代会换届选举，还剩3年。按一种通行说法，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步入“中考”期。

　　在十六大结束前后，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是“13年大脉络”。在之前的13年中，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2002年，在胡锦涛刚刚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候，海外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Who is Hu”（谁是胡）这样的标题。不仅海外人士对新的中共领导人感到陌生，即使对许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当时也不太清楚新的领导人将带来什么。

　　这使2003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备受关注。在这次会议上，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选举产生，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次“两会”上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给媒体带来了一片惊喜。新华社的报道说，“今年的‘两会’，新人多，新气象、新作风、新观念更多，透露出中国政治的新走向”。人代会结束时，新当选总理的温家宝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纲领。

　　距此又过了两年。2003年的抗击非典，以及2004年实施的“比非典更严峻的考验”的宏观调控，为这一届政府打上了特殊的英勇气概和机智色彩，也为其今后的执政确立了坚实基础和缜密思路。

　　两年中,中国经济在2002年增长8%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3%和9．5%,许多领域的表现让外界惊异。随着胡锦涛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精彩亮相，新的领导层确立了自己的威望，明晰地展示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体系,并向世界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未来。而对于即将召开的“两会”来说,党的高层频频提及的和谐社会理念,则构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背景。

　　“像勇士一样”

　　刚刚过去的2004年和已经开始的2005年，对于在北京市宣武区马莲道一个施工队里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陈文平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2004年春,从16岁就开始务农的年仅21岁的陈文平来北京打工,2004年年底他顺利地拿到了7000块钱工资,回家给了父母。

　　他有点羞涩，“出来的目的，就是攒钱，娶媳妇。老家娶媳妇要花3万块钱（不算盖房子）。给女方彩礼要1万，买家具、家电1万、婚庆典礼置办酒席等还要1万。”

　　按他现在的收入水平，如果4年不拖欠工资，陈文平就有娶媳妇的经济能力了。另一位民工李泽明说，去年能够拿到工资，“和温家宝有关，总理都帮我们要，谁敢不给!”

　　有媒体在此时再度引用了2003年底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的一次演讲,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

　　解决拖欠问题，取消农业税，以及帮助下岗失业者，使众多的弱势人群看到了希望;而诸如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样的内容首次写入宪法，则使更多的公民尤其是中产者及富有者感到了安全。

　　“回忆起来,我感到好可怕。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我们都在祈祷。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参加2003年抗击非典风暴的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回忆。

　　她和她的一个同事，都投入了那场“战争”，“我们最初是不满意的，因为有人隐瞒了疫情，尽管失职官员受到了追究，但还是绝望。”

　　“如果问我，什么时候看到了希望，可以说，就是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像勇士一样，我对他们的好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这一届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以人为本，从口号、理论、实践上进行贯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谢庆奎说。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中国科学院著名学者陆建华认为,如果看这两年来的中国政治,可以发现很多事情都是中央领导层主动促成的,这说明他们是干实事的。

　　“比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学习型政党，制订《党内监督条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党内民主，执政能力建设，两次出台涉农‘一号’文件，简化出访视察的送迎仪式等。”

　　陆还提到了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制度反腐、遏止“台独”、处理香港问题、防治艾滋病、应对矿难等方面的举措。

　　在处理中美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反恐、伊战、朝核等敏感问题上，这一届政府也有新颖的思路。

　　“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是事发后的‘被动’策应,但这是相对的,比如非典,看起来是被动的,但实际上从解决问题来看,被动中却赢得了难得的主动。中央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技术,在‘两会’上必然会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兴趣。”陆建华说。

　　亲民务实的作风

　　被观察中国政治问题的人士广泛提及的西柏坡视察，被誉为“拉开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序幕”，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寻根”的做法，在这两年里一直没有间断。

　　2002年12月5日到6日，胡锦涛开始了十六大结束后的第一次考察，去了河北的西柏坡。

　　据媒体报道，为表示对新任党的总书记的欢迎，地方官员在胡锦涛视察的道路沿途摆上了青松和鲜花。先期抵达的中央工作人员对此当即表示了否定，要求将这些青松和鲜花全部去掉。

　　陆建华说，这样的要求已经很明确，新领导人“反感这样的做法”，鲜花和青松是将领导人和人民隔开，而胡锦涛要去重温的历史，是重新回顾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这次考察中，胡锦涛重申了党在“进城”之前大力提倡的“两个务必”，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陆建华说:“你可以看胡锦涛同志就任党的总书记后所视察的地方，是能够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的。几乎大部分革命老区，总书记都去过。”

　　自2002年开始，胡锦涛视察过的地方包括，河北、内蒙古、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吉林、贵州等地。“可以发现，大部分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有好多是革命老区。这就告诫全党，不能忘本。”

　　2005年农历大年三十，胡锦涛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看望劳动模范，慰问困难农民家庭。而他的同事温家宝则来到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阳光家园，与60多位被艾滋病夺去亲人的孤儿、老人一起吃年夜饺子。

　　人们正是从他们的率先垂范中，重温党的执政基础。北京大学电子政务学院院长杨凤春认为，所谓“寻根”，也就是“回到人民那里去”。

　　杨凤春说，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尖锐，而新领导人没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刚刚履新，所能使用的政治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只依靠原来体制的资源，就会被动，所以必须扩大执政的基础，老话说得好，一切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这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更从执政能力的高度，加以了明确。

　　“如果说这届政府的标志是‘亲民’，亦即‘为人民服务’，那么支撑这一点的就是‘实事求是’。”杨凤春说。

　　“单一GDP标准的转向就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之一,GDP已经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只给少数人带来更大的蛋糕,这届政府‘实事求是’的特点是,他们能听取和容纳其他的意见和建议。”

　　总书记亲自上党课

　　2004年12月22日，胡锦涛考察广东，在一个社区，胡锦涛问党建工作者，是否学习了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家一致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当胡锦涛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在场的人一时愣住。

　　胡锦涛详细地解释四中全会确定的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

　　这一细节被媒体形容为“一堂生动的党课”。对于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亲自给基层党员讲解四中全会的精神，一位政治学者形容，可以看出，这五种能力在胡锦涛的心中有多么重要。

　　而相对于上述基层党员不能说出五种能力,在2003年底出现的“上访潮”中,上访者竟然大都能复述出有关“执政为民”、“三个代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语句。中央领导层指示对信访体制进行改革,并明确指出,政府今后一个重心工作,就是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国务院法制办一位官员表示，很少有一部条例像《信访条例》修改一样被领导批示和过问这么多次。分析人士认为，中央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今天的上访潮，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

　　2003年乃至2004年甚至2005年还可能出现的信访潮，比起经济的高歌猛进，这显得极不和谐。而不和谐的不仅仅是信访问题，还包括生态环境破坏、腐败蔓延、城乡鸿沟的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加剧、GDP崇拜等等。

　　实际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中央已经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五个统筹协调是非常鲜明的特色，过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建设为中心长，公共社会管理服务短。现在注重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

　　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9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又概括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此后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科学发展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已经清晰地展现了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的工作逻辑，而在科学发展观下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纠正GDP为中心的思想。

　　“如果说，此前还是停留在讨论和要求贯彻的阶段，那么此次两会无疑将会从具体工作安排上将上述思想贯彻下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西柏坡讲话”到“五个统筹”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和谐社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纠正，发展可以，但是要统筹发展，更要公平。这种工作思路，正是要使人民获得实际利益。

　　“干部能不能真正理解和跟上意图”

　　组织路线关乎着政策的落实。细心的人们注意到，中国2003年“两会”以后，在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出身的已经占据多数。根据新华网上最新的省委书记名录统计，理工科和文科出身的比重分别为40%和60%。

　　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之前曾任河南省委书记，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政治新星”，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而他是经济学博士。

　　很多人都注意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着力描述。而中央对东北的政治治理得到了巨大的强化，显示了某种信号。在黑龙江，几乎所有的地市级领导被更换，曾掌管组织工作的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涉嫌腐败被查处，导致黑龙江政坛掀起反腐风暴。

　　在民众最关注的反腐败问题上，更强调治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四管齐下”反腐败制度，即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地方党政高级干部的巡视制度以及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的垂直管理制度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庆奎认为,两年多来,执政党对组织基础的巩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玩忽职守的人大胆撤职,二是更换省长，三是出台多种条例和规则,从制度上加强监督。

　　在概括两年多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路线时，杨凤春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中央要求好的官员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还要考虑持续发展，不仅大刀阔斧地改革，还要摆平各方面的利益。

　　毫无疑问，任何政策、路线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以前人们都追逐GDP，而一下子让人们纠正，要做到统筹，不容易。有的所谓‘精英’甚至认为，老百姓什么都不懂，老百姓不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杨凤春说。

　　他认为，必须对既有的利益格局作出调整，这方面的阻力有时是非常大的，因为和很多个人的利益相连。

　　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认为，“言行一致非常重要，十六大以后，十六届一中、二中和三中全会，都是十六大报告的具体化。中央领导不回避矛盾，现在的问题是，下面的干部能不能真正理解和跟上他们的意图。”

　　中央权威与党内民主的协调创新

　　专家们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统一全党的会议。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认为，衡量“三个代表”是否实现的标准是什么，最初并不清楚，而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三个代表”思想找到了落脚，并将之系统化。

　　“四中全会的论述都有最终落脚点，全都在体制上和机制上面，比如政治机制，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东西，比如减少落实到差额选举和减少党政副职等，这是非常明显的组织特点。”

　　专家指出,原来更多强调个人素质,但这次提的执政能力多是从全党的角度来说的,讲作为执政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王长江认为，两年多以来，中央领导层除了重视执政来源应该获得更广大公众的支持外，还认识到要执好政，党必须有活力。

　　“这是党的位置决定的，强调党内民主的动因还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执政支持，如果没有党内民主，老百姓就会不信任，也就削弱了执政基础。”

　　这位著名的党建专家还认为，还要解决权力的有效性问题，就要尽量精简、合并党的机构，并且授权清晰，“说到底，加强中央权威和党内民主，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协调的，但是现在看，有的地方还是需要不断深化创新。”

　　从调整进入改革攻坚

　　“总的看，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未来，新政府对和谐与善良的鼓励，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官员们也感到官不好当了，开始探讨新的从政路子，开始思考与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杨凤春说。

　　就下一步发展，继续进行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大规模干部培训、保持先进性教育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知名学者王绍光则指出，判断政策取向是否清晰，不能只看政策宣言，还要看财政资金的流向。

　　“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完全充裕的，它必须在各类急需花钱的地方作出取舍和权衡。因此，资金的流向可以更准确地揭示政府政策的轻重缓急。”

　　2004年8月22日前后，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有观察人士认为，回顾去年的纪念活动可以总结，纪念他的目的就是重新回顾他的理论，而以前大多注意到他的理论的一方面，比如发展经济，比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忽视了另一方面，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先富带后富。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王绍光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局部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它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

　　“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一些实质内容。从财政资金的流向看，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已经跨出了两大步，正在迈出第三大步。”

　　第一步是加大中央对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第二步是加大对城市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投入，第三步是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

　　这三步都在做，“这是顺应民心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政府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

　　刚刚过去的2004年无疑可以称作“宏观调控年”，2005年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改革年”。这使外界观察今年“两会”的兴趣愈浓，而2005年恰好又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是:2005年要“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会议提出,“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要围绕解决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重点、积极推进、稳步实施”。

　　中央为2005年的改革如此定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和质疑。对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有各种不同看法本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进而引致对改革的“清算”、走回头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

　　展望今后的中国政府的施政方略，如一位评论者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同时要更加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上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称的传统优势是有更好的社会政策，有更好的公平和公正。“相信‘十一五’计划肯定将会在这方面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