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全国两会上，农民工流向多元化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关注的一个热点。不少人认为，出现农民工流向较大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待遇太低。这既包括物质待遇，也包括政策和精神文化待遇方面的歧视，代表委员呼吁从多个方面加强和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包括对“农民工”这一称谓的改变。

　　本报讯 民工，民工……这一耳熟能详的称谓，在全国政协委员厉有为眼里看来，改称为“新型合同制工人”可能更为贴切，简称为“合同工”。在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厉有为提出的这一建议备受关注。

　　厉有为说，农民进城做工，已经成为时代大潮流，成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行的社会发展大趋势。目前，全国已有1亿多农民进城做工，据专家估计，算上这些劳务工的家属子女，约有1.4亿人在城里，而且还有几亿人口需要实现由农村到城市(镇)的转移。

　　“这么一个大的潮流、大的趋势和大的群体，却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合法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的群体。”

　　厉有为提出，首先应该改变农民工的这一称谓。因为这“不仅仅是个称谓问题，而是深层次的体制障碍问题。”按照他的建议，把农民工的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为“合同工”。

　　“农民工称谓的内涵不难理解，还是把他们界定为农民，而没有界定为工人。”厉有为对这一提议的解释是，农民只能代表他们过去的身份，甚至连过去的身份也不能代表。他举例说，如在农村中学毕业后就到城里做工，他们根本不具备农民身份，只能说他们的家庭在农村，这在农民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以他们从事的职业来称谓他们，是比较科学的。农民进城做工，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在做工期间就是工人，就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依法享受产业工人的应有待遇。

　　赞 把农民工变成新市民

　　厉有为的建议引发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一部分人认为，新称谓更科学，更符合农民工的身份，也有利于减少对农民工的歧视。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采访时称，农民工应该成为“新市民”。改变称呼，不仅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尊重，也向各界表明他们应该享有市民的同等待遇。

　　建设部村镇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顾文选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不准确之处还在于，很多外来工是来自中小城镇，并非农民。

　　也有委员对民工究竟改称为何种称谓感兴趣。来自香港的霍震霆委员就表示，珠三角经济的繁荣与大批外来工密不可分。不少民工甚至长期生活在此，经过20年的发展，他们的下一代也在这里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在努力融入当地文化。所以，事实上已经成为“下一代广东人”。

　　弹 待遇比称呼更实惠

　　但是，也有代表委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袁立本委员就表示，农民工待遇有实质提升才是关键。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应该在工资水平、子女读书等方面，与城镇市民享受同等待遇。一方面，城市要改变歧视农民工的观念和政策，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现在部分农民工劳动与知识素养不足，需要通过学习进步不断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区颖刚也认为，农民工只是一个时代的反映——确实是农民来城市打工。所以，考虑农民工的地位和城镇待遇等问题，没必要在称呼上多花工夫，而应该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问题，即“不要拖欠农民工工资”、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及适当加薪等。记者采访的几位人大代表认同上述两位委员的意见。

　　本地视点“新客家人”说法有人情味

　　“他们付出了离乡别井的代价，收入带来的满足感却越来越低，还要因不被尊重憋着一肚子气。”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学系主任、教授谭建光引用近年来该院对外来青工做的调查，描述了外来工在广东现在的境遇。

　　在谭建光看来，广东现在出现“缺工”的状况，外来工的低收入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据他们所做的调查，近年来广东公务员的收入有增加，但是私营、外资企业对外来工的工资一直没有太大提高。上世纪90年代的外来工月薪为四五千元，而15年后，也不过六七千元，比较来说，收入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越来越低。而事实上劳动力收入无法提高的广东企业自身规模和实力不高，对于这种科技含量不高、资本不雄厚的企业来说，提高工资意味着增加成本，很难实现给打工者收入的“水涨船高”，这些都不是政策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就是劳动权益的问题，现有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对于各种劳动政策贯彻不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之所以广东的外来工流失率如此大，很关键的一条是珠三角的老板也好，本地居民也好，不把民工当人看，伤了他们的心。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不少外来青工反映他们在广东打工其实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因为他们在这里遭遇到眼神的冷漠、随意的支配、不尊重的态度。到现在，不少外来工的老家在工资收入方面已与广东缩小距离，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当然走向其他地方。

　　谭建光提出，对于广东来说，和当年美国面临的“移民文化的融合”问题类似，在国家户籍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应该让外来工不要总感到自己是外人。广东汕头曾将外来务工者称为“来汕青年”，广东也曾提出“新客家人”的说法，这些在称呼上消除歧视的做法有人情味儿，广东民众不应该把外来工当成是工具，最关键要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尊重，才能逐渐改善缺工的状况。

　　农民工权益应立法

　　相对于改变农民工的称呼，对于从政策和立法角度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关注更多。不少代表委员提交了相关议案提案。而本届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也透露，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经过了广泛和深入的调研，已经提出了进城务工人员享受市民待遇的建议。

　　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纪尽善教授提交了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议案。纪尽善说，现行《劳动法》主要是调整国有企业固定职工的基本法，它很不适用庞大的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因此，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非常必要。

　　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也提出“关于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希望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鸿鸣委员表示，目前可以采取城镇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分别立法的做法，待条件成熟时，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为中心的，以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社会互助法、公积金法、社会保障监督法为基本内容的体系完整的社会保障法规群体。”

　　珠三角缺工年增10%

　　本报讯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是否短缺？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富源集团总裁缪寿良无疑是具有发言权的一个人。在2004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57名的他，合作合资企业多达上百个，员工多达三四万之众，遍布珠三角地区。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缪寿良坦率地说：“企业人手现在还是比较短缺，这是一个大趋势，大家都会缺劳务工。”据其介绍，在从他自己参与合作或合资的上百家企业里，缺工现象从前年开始出现，而且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缺员每年以10%递增”。

　　分析原因，缪寿良认为，一是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在内地城市一个月也可以挣五六百元，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用出远门打工，这使得劳务工的就业范围不再集中，而趋比较分散；二是珠三角地区企业发展和演变，使得这些企业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对劳务工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这突显出对劳动技工的短缺。

　　“民工荒”会持续多久？缪寿良的回答是：应该会有三至五年时间。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越来越激烈，在竞争中降低成本，使利润空间上升，最后达到吸引劳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