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黄鸿翔（左），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原主编桂晓琦做客新京报与搜狐网站，就“三农”热点话题回答网友的提问。

　　对话动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明年全国全部取消农业税。此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取消了农业税。那么，“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农村会是怎样的面貌，还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广泛关心的问题。

　　昨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黄鸿翔，“三农问题”专家、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原主编桂晓琦做客新京报与搜狐网站，就“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还需要什么”等“三农”热点话题，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人物简历

　　黄鸿翔

　　1940年7月生，江西省泰和人。1994年加入九三学社。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土壤肥料》杂志主编。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农林委员会副主任、海淀区委副主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桂晓琦

　　1961年生。1975年下乡插队落户，当过工人、警察、法官、行政干部。1995年至2000年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农工委机关报《农支报》机关刊物《农村发展论坛》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法人代表。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原主编，《农村青年》杂志社总顾问。

　　农村政策应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主持人（本报评论评论部副主编王爱军）：为什么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特别关注“三农问题”？

　　黄鸿翔：在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3/4，国家要协调前进，城市发展要提速，如果农村一直落后，国家是负担不了的。

　　桂晓琦：两会关注“三农问题”是一种必然。因为“三农问题”抓得还不够，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影响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主持人：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以后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黄鸿翔：国家应该帮助农民搞好农村基本条件，比如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道路、供电等；应该帮助农民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抓好农村科技推广。

　　桂晓琦：现在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我希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包括对农村的补贴，对农村教育、医疗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特色是人多地少，如何消化剩余农民，如何加快建设，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取消农业税后警惕反弹

　　主持人：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今以后农民真的告别“皇粮国税”了吗？

　　桂晓琦：从理论上讲是取消了，但不意味着就没有反弹、没有困难了。

　　黄鸿翔：取消农业税是很大的一件事，农业税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网友：基层过去负责征收农业税的那些人员，以后他们干什么？

　　桂晓琦：原来在基层政府工作的这些人，随着政策的转变，他们肯定不会像原来那样工作了。他们原来是管农民，现在是要为农民服务了。以后能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主要就看其服务意识是否到位：主观上是否愿意为农民服务，客观上会不会为农民服务。

　　好的政策要靠各级政府去执行

　　主持人：目前全国有8千多万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情况怎样？

　　黄鸿翔：农村合作医疗现在还没有总结出一个好的办法，现在各地的办法不太一样，还处于摸索阶段，因为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估计这个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和农村教育问题一样，需要国家增加投入。

　　国家除了给一些补贴之外，还要更多地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让农民有地方看病才行。

　　桂晓琦：还有服务意识到不到位的问题。

　　主持人：政府提出要在2007年之前对贫困地区农民实行免费教育，这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实行起来有哪些工作要做？我们怎样保证把这个福音真正带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桂晓琦：好的政策要靠各级政府去执行，决不能再像原来一些地方那样“把中央政策封锁起来”，自己制订一套土政策继续欺压农民。

　　黄鸿翔：现在中央有了明确的政策，中央也努力去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提出，今后增加的教育费用主要用于农村。上面政策已经有了，下一步就看怎么执行。

　　村委会家族化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在农村自治方面，有些村子选出来的村委会家族化现象比较严重，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黄鸿翔：这说明在中国农村真正实行民主是非常困难的。

　　桂晓琦：如果这个家族选出来的人真正能够为村民办实事，带领老百姓致富，这样的家族并非不可以选。据我了解，现在确实有一些人，利用家族问题的特殊性，作为反对让农民自治的借口。

　　实际上，我觉得家族的存在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只要看它的行为。选出来的这个带有家族色彩的村委会是干什么的？它能不能带领老百姓致富，能不能公平地处理问题。对村委会是有监督的，像中国的政府机构一样，它受到新闻舆论和上级部门的监督，还多了一个村民班子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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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申剑丽 佟佳熹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李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