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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对阜阳劣质奶粉案件人们还记忆犹新，假化肥、假农药坑农害农也不断见诸报端……，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农资犯罪成为社会公害。

　　“依法严惩制售劣质奶粉、假酒、假药、假化肥、假农药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505人，提起公诉2124人，分别比上年增加56.9%和56.2%。”两个提高56%，让倾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的人大代表们为之欣喜。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自江西省的孙谦代表认为，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打击制假售假，就是落实“立检为公、执法为民”要求的一个实际行动。

　　“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实际发生多，查处少；行政处理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少；查处一般犯罪分子多，追究幕后操纵主犯和查办职务犯罪少；判缓刑多，判实刑少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张仲芳曾以“四多四少”概括了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

　　张仲芳坦言，一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只做行政处罚，搞“以罚代刑”，导致涉嫌犯罪人员逃脱刑事追究。这种打击不力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必须坚决依法纠正。

　　2004年，检察机关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专项监督活动，提出三大举措：依法及时批准逮捕、起诉涉嫌制假售假犯罪嫌疑人；加大立案监督力度；依法严肃查办制假售假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坚决打掉其“保护伞”。

　　海南省“假奶粉”和“毒椰果”案4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宁夏灵武假化肥案，经宁夏灵武市检察院移送起诉……贾春旺检察长庄严地报告了2004年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的成果。

　　2005年，检察机关将继续打击各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不单是检察机关，吉林省代表阿汝汗表示，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当共同打击制假售假，保护农民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完）

　　监督、维权：6万多人不捕 2万多人不诉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对不应当逮捕的，决定不批捕67904人；对不应当起诉的，决定不起诉21225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这两个数字，彰显一个重大的主题：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撤案、不应捕的不捕、不应诉的不诉。检察机关监督制约的价值正体现于此。

　　“这两个数据说明检察机关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依法执法意识、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观念在增强，检察机关正在用实际行动确保司法公正。”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代表说。

　　过“四关”即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检察机关要把诉讼监督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贾春旺在去年6月检察长座谈会上表示：“既注意防止和纠正打击不力、该立案不立案、该逮捕不逮捕、应起诉不起诉，又注意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还针对诉讼活动中不重视人权、不重视程序公正进行纠正，打击与保护并重。”

　　“程序违法也是违法。检察机关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无罪的当事人不受追究，这是法律的要求。”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文清代表说，加强诉讼监督就是要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违法、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2699件。

　　——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在刑事审判监督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063件。

　　——加强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17431件。

　　贾春旺检察长报告中的三组数字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去年一年检察机关加强对诉讼中违法情况的监督，促进了司法程序公正。

　　2005年，重点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维护司法公正，仍然是检察机关监督的工作重心。

　　展望新一年的法律监督工作，国家森代表说，要突出监督重点，要深化刑事立案、侦查和审判活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规范监督程序，着力构建保障公正执法，防范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滋生的长效机制，规范初查、立案、提起公诉和抗诉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完）

　　2005年：深挖国企改制中的“蛀虫”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严肃查办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职务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这句话，吹响了检察机关深挖国企改制“蛀虫”的进军号角。

　　在目前国企改革阶段，“穷庙穷和尚富方丈”的现象比比皆是。全国人大代表樊春霞说，“企业改制中的不规范行为，使少数人富了。”

　　毋庸讳言，国企改制中国资流失突出表现为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产权交易不规范，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职务犯罪潜藏其中 。

　　一位来自法律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跨越“公”“私”两个阶段，主体身份、资产性质的改变，极易造成经济类犯罪和职务类犯罪的罪行管辖划分不明，往往给行为人以可乘之机。

　　2004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借改革之机侵吞、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10407人。数据分析表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与一般职务犯罪相比，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表现得更加疯狂贪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坦言，部分企业负责人不顾国家、集体、职工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自卖自买，贱卖贱买，疯狂蚕食企业、挖空企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厅有关负责人说：“与其他贪污贿赂案件相比，此类案件的涉案人员绝大多数是企业高管人员，财会、销售人员及与改制有关的主管部门负责人等，其涉案数额虽然较大，造成国资流失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但因为对国企界定、职务犯罪行为认定等存在模糊认识和争议，还是有一些当事人最终很难受到处理。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资料显示，当前国企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数量出现了“四个”不断上升：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169件增加到2002年的242件；企业“一把手”犯罪的数量不断上升；超过百万元的大案不断上升；犯罪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去年的4．7亿元。

　　遏制国企转制过程中的腐败，成为2005年检察机关的重任。人们期盼着检察官们能揪出更多的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的“蛀虫”。（完）

　　追逃“614人” 腐败分子远走天涯也枉然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建立境内外追逃、追赃协作机制，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14人，一批携款外逃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宣读报告时义正词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上海市核电办原主任杨忠万、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西欧办事处原经理朱小功……，这一境外缉捕归案者名单已经深深印在老百姓的心里。

　　“一大批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法制尊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说。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我国防范和缉捕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的国际大环境有了改观，检察、公安、外交等多个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机制正在建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机制还有待完善，单纯的刑事追诉不能适应追逃的需要，国家应当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追赃的民事诉讼，掌握起诉主动权。

　　这与来自广西的全国政协委员王祥林的想法不谋而合。王祥林建议，参照国外法院的做法，对外逃贪官进行缺席审判，使其具备罪犯身份，以便遣送回国。

　　“也应当看到当前境外追逃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王振川提出了当前追逃需要迫切解决的5个问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相关知识和追逃渠道，增强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提高境外追逃水平；要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境外追逃工作的强大合力；要严格依法进行，遵守我国法律、相关国家法律、国际条约惯例；要推动建立健全防范犯罪嫌疑人外逃和向境外转移赃款的长效防控机制；要抓紧培养一批懂法律、懂外语、懂境外追逃事务的专门人才。

　　境外追逃难度大，境内追逃也考验检察干警的仔细和耐心。我国幅员辽阔，境内在逃犯罪嫌疑人常常改头换面、改名换姓，给追逃工作带来重重困难。检察机关在加大组织、指挥、协调力度的同时，灵活运用了各种有效措施追逃。

　　山东省检察机关总结了经验做法：摸清在逃犯罪嫌疑人情况后，采取在重点区域、重点地段对重点人员进行布控和守候的办法，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搜查，积极追逃。

　　去年四川省检察机关追逃工作打了一个漂亮仗，共抓获68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追回赃物赃款2000多万元，名列全国检察机关之首。

　　“四川省检察机关紧紧依靠公安、通信、铁路、民航等部门，积极配合，形成追逃合力。同时，通过法制宣传，做好犯罪嫌疑人亲属的思想工作，成功地促使一些在逃嫌疑人投案自首。”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文清说。（完）

　　见证数字背后的反腐风云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数字枯燥，但却是全国5．5万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干警辛劳的结晶。

　　“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所作的高检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到2004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5.6亿元。

　　“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肃清了一批‘蛀虫’，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应该肯定。”何素斌代表说。

　　2000年查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2001年查办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接受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贿赂为其提供庇护案；2002年查办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案；2003年查办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受贿案；2004年查办湖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这些大要案的告破，显示出检察机关反腐败的力度。

　　“检察机关正在逐渐形成反腐败长效机制，反腐败不是一阵风，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持续性的工作。”郭永运代表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力度，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11人。

　　社会关注的行业和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件也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中的一大亮点：立案侦查在公路建设、房屋拆迁、药品购销、土地征用中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414人，严重失职渎职造成交通、煤矿、环境污染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国家机关人员2892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贪部门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对侦查工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采取提办、派员参办、异地交办等灵活多变的方式方法，排除干扰，增强办案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有关负责人介绍。

　　有关互联网调查显示，反腐败仍然是今年两会期间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代表们认为，成绩固然可喜，但反腐败不能放松，仍需继续努力。（完）

　　“六个严禁”约束检察机关“一把手”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维汉）“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针对检察机关“一把手”提出了“六个严禁”的规定。

　　“严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严禁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办案；严禁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反规定任免干部；严禁插手工程投标招标、政府采购等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活动的吃请和礼物；严禁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或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检察长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一律追究，决不姑息。”贾春旺为各级检察长敲响警钟。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剖析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六个严禁”。去年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因违法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在检察机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如何制约各级检察院领导行使权力促使“六个严禁”应运而生。

　　“丁鑫发作为检察机关的高级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走上犯罪道路，教训极为深刻。”来自江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孙谦说，“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做到公正执法，廉洁从检。”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张常韧说：“检察机关建立了巡视、诫勉谈话等制度，加强了上级院对下级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各级检察长和领导班子成员普遍作出廉洁从检的承诺，接受干警和社会的监督。”

　　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修订《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检察干警有了新的工作、生活标准和行为准则。

　　检察人员包养二奶情妇将受严惩；检察官拖延办案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受处理，私设“小金库”、乱收费、乱罚款、拉赞助等违反廉洁从检规定检察人员将被严惩……。通过这些举措，检察干警的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

　　检察机关严明执法纪律，高检院的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去年有345人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比2003年减少18.6％。

　　“无需隐讳，作为检察长就要率先垂范。这是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基础。”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文清如是说。（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