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向王瑛代表提一个问题， 医疗关系到千家万户，医疗事故的处理也是牵动人心的，但现在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存在很多问题，我想问一下王瑛代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瑛说：现在医疗事故这方面问题越来越多，以前都是按照《医疗事故管理条例》处理医疗纠纷。一方面病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而医院又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很多力，得不到理解，这就产生很多纠纷。我建议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上升到法律的位置，解决司法、 医疗之间的偏差。

　　吴新春：我是来自基础教育领域的代表，现在我们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财力比较薄弱，很难承担教育经费，而且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任务非常艰巨，因为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量太少，而且要求地方相对匹配，而地方非常穷，无法匹配，所以进展非常缓慢，严重威胁教师和学生安全。

　　吴新春：农村因为交不起书本费、杂费而失学的孩子非常多，我这次建议中央加大投入，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保证每一个孩子上学权利。《义务教育法》和《教育法》都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家庭都必须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负起法律责任。

　　主持人：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责任特别重大？

　　吴新春：对，去年一共有347个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正因为有了347个代表签名，才有中央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 ，才有了今年总理郑重的承诺，2007年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 ；因为有了当初负责任的签名，有了总理这次承诺，才会改变农村千千万万儿童的命运 ，因为总理的承诺会让千千万万儿童重新走回学校。

　　主持人：我相信袁大姐有相同的感受吧？

　　袁敬华：对，我觉得我现在对孩子们有一种特别大的责任，孩子们对我来讲很重要。当时没有房子就把厨房，家里土房子腾出来。没有资金就通过喂猪和种地来维持学校资金。别人都是冷眼看待，感觉我跟那些残疾孩子一样，没有把我们当成正常人看待。难过的时候 ，受委屈的时候，我就会到村东头土堆上大哭一场，然后再回来做事。

　　主持人：有网友问，当时家里人好象特别反对您办聋哑学校，你怎样让他们改变态度的？

　　袁敬华：父母想让我考大学，在农村考大学是唯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而且我们那儿比较穷，我们那个村子就我这么一个高中生。我当时选择教孩子的时候，把孩子领回家，父母坚决反对。教了一个多月，当他们能模模糊糊能够发出“爷爷”、“奶奶”声音时，我就带他们到父母面前，一次一次的叫“ 爷爷奶奶”，后来他们泪流满面，非常激动。他们这样就同意我办这个学校，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主持人：王瑛大姐您是一名医生，您工作得那个地方条件也是比较艰苦的，

　　王瑛说：我的工作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的父母亲是白族少数民族，我父亲念卫校，他学习很好，是班上的班长，学生会主席，母亲也是这样。他们都当义务工作者，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信念：一定要让我学医，但后来自己也慢慢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我父亲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给你的选择不错吧。

　　主持人：现在农村合作医疗成为建设和谐社会重点的议题，您有什么建议？

　　王瑛说：农村合作医疗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事情，而农村合作医疗又是三起三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有法律保 证，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成活率，稳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另外我带来为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