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讯1999年5月，将满40岁的杨正超被组织任命为中共汝南县纪委书记。在5年多的任职时间里，杨正超查案788起，平均每两天处理1名党员干部，150多名乡科级干部、30多名乡镇局委一把手在他手里丢了乌纱帽，这个纪录，在全国的县级纪委书记中并不多见。　五年980多名干部“落马”

　　上任第一个月，杨正超就开始查办五个单位的七个党政一把手的腐败案件。三个月后，案件了结，七个乡科级干部都受到了党纪、政纪及移送司法机关查办的各种处分。

　　对遭到杨正超查究的汝南县98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归纳，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有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的腐败官员；二、侵民、害民的“坏官”；三、对民众权益冷漠、不作为的官僚主义者。五年多来，汝南县不管哪个腐败官员被杨正超盯上，都会感到像野兔被老鹰盯上一样地难以甩脱，自己求情、托人说情、上级干预等在其他地方也许奏效的方法，在杨正超这里统统失去了效力。

　　与对干部队伍中的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感到震惊一样，杨正超痛苦地发现了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侵民、害民事例。至少有3名村党支部书记因为暴打村民而被他处以“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严厉处分。

　　这些小小的村官都在当地建立了庞大的官场网络，当频繁地有人来为他们求情时，杨正超被深深地激怒了：“这样的凶官，你们居然还来为他求情，你究竟为谁当的官，维护的是谁的利益？！”跟隐蔽化的腐败案件相比，官员侵民、害民的案件并不难查，因为当事者肆无忌惮，不但不害怕这样的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反而以此享受“作威作福”的快感：乡地税所长上街拦车扣车，抓人打人；派出所民警强行抱走邻居家的狼狗，邻居去要时，民警不但不还，反而放出自己的恶犬，把邻居咬得浑身是伤；更有一些侵民、害民的行为是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农村“三乱”、公路“四乱”、企业“四乱”等等。

　　因为这些案件相对明朗，杨正超的惩治也总是雷厉风行。他对这些干部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恶行的查究，使汝南县的官员们普遍感到惊诧，他自己也难以摆脱困惑和愤怒的心情。在工作日记里，杨正超写道：“我简直愤怒极了，已经处理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欺压百姓的‘凶官’呢……”

　　纪委书记为特困户落泪

　　汝南县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县，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户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杨正超每次到他们家里走访，心中只有六个字的感受：“太穷了、太苦了！”正因如此，当他听说一群村干部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吃喝掉46万元公款时会大为震怒，当他听说县里的中小学普遍将学生的学费用作招待费时也会气愤不已。在他的推动下，汝南县实行了全县村级“零招待”和中小学“零招待”，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和学生负担。

　　杨正超自己长期资助17名特困中小学生，包括马乡镇的徐磊、徐品兄弟俩，这兄弟俩父亲早逝，母亲是进城卖菜的农民，因为赤贫，连亲戚都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杨正超连续11年供兄弟俩上学，接济他们的生活，把兄弟俩都送入了大学。他自己出钱为农村的特困农户买羊、买牛、买鹅、种大棚蔬菜，请技术员指导他们脱贫致富。为了长期帮助辍学儿童和特困家庭，杨正超还建议从纪委收取的违纪资金财政返还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廉政助学基金”和“扶贫基金”来使用。

　　杨正超常常感到个人力量的微弱，并希望“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政府及党员干部都能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换来基层的稳定和发展”。

　　杨正超是个爱流泪的人，当他看到乡下的特困户穷得过年吃不上饺子，看到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贫病交加，蜷缩在破烂的棉被里瑟瑟发抖时，都要止不住地掉下眼泪。在下乡路上，看到农民因农电线路不通而无法浇麦抗旱时，杨正超立即打电话给县电业局，让他们尽快接通农电；一个外来户因得罪村里的大户人家，而被剥夺了责任田，流落他乡，杨正超知道后，亲自出面协调，最终使全体村民同意重新分给这个外来户责任田和宅基地……

　　2004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向杨正超学习的号召。同年9月，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出版了以杨正超工作日记为主要内容的《一个纪委书记的民情日记》，将其作为“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　“没案可查时才有成就感”　日前，记者赴河南与这名纪委书记面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站在反腐前线矛盾回避不了”

　　记者：河南省纪委、河南省委相继把你树为先进典型，媒体对你的报道也很多，是不是说明像你这样的纪委书记太少了？

　　杨正超：少是未必很少。应该说大部分纪检干部对党的反腐败事业还是尽职尽责的。可能因为我这个事儿组织发现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发现。坦诚地说，你让我当典型，我是这样干工作；不让我当典型，我还是这样干工作。当了典型，我感到工作上更有压力了。

　　记者：有没有觉得，当了典型，对你也是一种保护？我的直觉，像你这样的干部，很容易得罪人，跟整个社会大环境不是很和谐，有可能你这个纪委书记就当不了多长时间。

　　杨正超：说到“保护”，我查处过的人，现在仍然对我有意见。你纪委书记就是站在反腐前沿，这些矛盾你回避不了。

　　“你要敢送礼我就敢处理你”

　　记者：你查处腐败的力度这么大，汝南县的党员干部腐败问题是不是明显减少了？

　　杨正超：反腐败工作，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你要说总数下降了没有？它每年都有个起伏，某一年可能上升，第二年可能下降。但是，汝南的干部风气比以前好得太多了。过去的干部整天考虑着怎样升官，怎样请客送礼，我们汝南最严重的时候，逢年过节，干部们都要互相打听去不去领导家里送礼。所以，我当纪委书记后，第一次开会就提出，要坚决刹住大吃大喝风、请客送礼风，只要我查出谁送礼5000块钱以上，非处理他不可！任何工作关系都不要掺杂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否则就不好说了。

　　记者：有没有人说，你在汝南县查处了这么多党员干部，是在给汝南形象抹黑，影响改革开放和稳定大局？

　　杨正超：我处理案件，一是从挽救干部的角度出发，二是从维护党纪尊严的角度出发，三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事情就好办了。

　　你不敢秉公办案，无非是怕得罪人，怕影响你的仕途、影响你的经济收入等。把这些看淡一些，就好办了。有些地方，一年查处两三个案件，我不相信他那里就是一片净土。

　　“同情每一个被查处的干部”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党员干部违法乱纪？

　　杨正超：我是这样想的，随着党员干部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发生一些腐败案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腐败现象及时遏制。

　　我查处自己的同学，查处每一个干部，对他们都是很同情的。党组织培养一个科级干部不容易，过去他在方方面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走上了违法乱纪的道路。所以，领导干部要常提醒自己，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记者：你常跟县纪委的同志说，案子查不好，我追究你们的责任，但是压力顶不住，是我的责任。你有没有压力顶不住的时候？

　　杨正超：确实有为难的时候。这我没法跟你具体探讨。

　　“没案可查时我才有成就感”

　　记者：你以前是管经济的副县长，现在是管纪检的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管经济和管纪检有哪些不同？

　　杨正超：我觉得现在压力大了，责任也大了。过去每上一个项目，或者财政增长每上一个台阶，我就有成就感。现在尽管我做了很多工作，仍然没有成就感。

　　一方面，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离群众的要求还很远，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时时感到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并不是我查处党员干部多了，就有成就感，相反，我更没有成就感了！

　　我希望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不查一个干部———我们的干部都不去违反党规、党纪，不出现腐败案件、腐败分子、腐败现象，让我这个纪委书记没啥可查，那时候我就有成就感了。　纪委书记民情日记

　　1999年5月27日

　　由副县长改任纪委书记以来，通过实际工作及下乡入村的实际调查，腐败现象在基层的种种表现及广大百姓对反腐败的殷切期盼，强烈地震撼着我，使我深深感到了担子之重、责任之大。我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正超，要干好这个纪委书记呀！　2000年1月15日

　　今天我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想想我任纪委书记的这半年时间里，处理科级领导干部十多人，真为他们感到痛心。他们都还年轻，况且组织培养他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最让我难过的是，其中处理最重的竟然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唉，不管你在心里怨不怨我，但面对党纪国法，我别无选择。我想你终究会明白的。

　　在查办某局局长时，有位领导打电话要我放人。当时，我真的很困惑，最终我没有给这位领导面子。说实在的，不是我杨正超不给面子，而是党纪国法不容啊！还有让我不好受的是，因为查案打来的恐吓电话，弄得爱人孩子都不敢接电话了。怎么办？我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因为她们都很理解我，不让我说出口。我也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亲情可以违，但党纪不可违；官帽可以丢，但党性不能丢。　2003年1月17日

　　几天来，我一直处在说情的包围中。几个公安民警殴打一个农民，这样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竟有那么多人为他们说情，多么可悲呀！当然，我又伤了很多领导、同志的感情，但宁伤感情也要为百姓撑腰做主呀！　2003年12月8日

　　物资局下岗工人反映，每月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被局里克扣10元。我不敢相信：救命钱也敢扣？经查果真不假。听完汇报，我真的感到愤慨。我们这些人民的公仆啊，还有一点百姓观念吗？那是下岗工人的吃饭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