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法院还是在检察院的信访接待室，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些上访者的身影，他们或拖家带口，或只身前往，写诉状、递材料，进行申诉，要求案件再审。

　　涉诉、涉法案件增多，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两会”上，两高报告透露出的数字显示：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办理来信来访14万余件人次，较上年上升23．6％。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结涉法上访案件两万余件。

　　“两会”期间，本报特邀请法院、检察院、律师界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学者作客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两会圆桌”，切脉会诊申诉难、上访难。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涉诉上访案增加原因复杂

　　江必新：案件申诉量增长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有一些案件裁判不公。裁判不公有法院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明显违法的，也有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的；有实体错误，也有程序违法；

　　二是裁判本身没有问题，但因为某种原因，当事人不理解或不接受裁判结论。比如，在社会转型期，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法律调整，法院受理该类案件没有法律依据，但人民群众又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如果法院不受理，极易导致当事人上访。再如，有的判决书说理不透彻，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导致当事人对裁判不服。又如，有的审判人员不注意自己在诉讼中的中立形象，对一方当事人热情而对另一方当事人冷淡，引起当事人对裁判合理性的怀疑；

　　三是由于法律法规本身不合理或不合法，或与现实相差甚远，导致裁判结论合法而不合理，致使当事人申诉不止。比如，很多法还是在过去的社会环境下制定的，虽然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但没来得及修改。在现实中，“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情况仍然比较多；

　　四是有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履行诉讼义务，或没有正确行使权利，使本来可以胜诉的案件败北，心里憋气，提起申诉；

　　五是由于有的法院出现了审判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导致人们对该法院的裁判普遍怀疑，引起不理智或不正当的翻案风；

　　六是个别当事人希望借全国集中处理上访问题的机会，谋求不正当利益，或为了逃避履行裁判所确定的义务而提起申诉。

　　可见，申诉量增加，涉及的原因极为复杂。它是社会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要解决申诉难，必须从机制和体制上加以解决。

　　王尚宇：向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从大的方面来讲，对检察机关自身处理的案件不服，主要包括认为我们该立案的没有立案，该起诉的没有起诉，还包括对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撤销案件不服而提出申诉的。对检察机关自身处理的案件不服而申诉的部分大体占50％，还有50％涉及公安和法院。涉及公安的，主要是该立案不立案、不该立案却立案了，也包括被举报涉嫌违法办案，如刑讯逼供等。涉及法院这部分，主要是对刑事判决不服，认为判得畸轻畸重，或判得错误，还有对民事行政判决不服，而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尊重穿草鞋者的权利

　　王尚宇：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一条，就是把处理群众这方面的申诉，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执法为民要求的实际体现。检察机关专门有一个控告申诉部门来负责受理，坚持“依法受理、负责到底”原则。凡涉及检察机关的，只要申诉到检察院，有管辖权的单位都要认真进行复查，坚持实事求是，错多少纠正多少，完全错了完全纠正。对于涉及公安或法院的，检察机关也都认真进行审查，属于公安机关该立不立、涉嫌违法办案等问题的，依法进行查处。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处理正确，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如果认为该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按法定程序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法院刑事、民事、行政判决的申诉，检察机关依法受理后，对法院判决正确的，要维护司法权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让他们服判息诉；对法院判决有明显错误或不当的，依法提出抗诉。

　　当然，处理群众申诉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实践来看，一些当事人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法律上绝对不允许，这就产生了情理与法律的矛盾。比如有些当事人受害后，自认为是张三或李四干的，也有一些证据，但经公安机关侦查或检察机关审查，都没有达到法定证据要求，形成了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要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讲法律、摆道理，做好思想稳定工作。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发现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甚至发现个别案件背后有其他复杂原因的，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该抗诉的抗诉、该提检察建议的提检察建议。

　　对当事人诉求基本合理或部分合理，但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在实践中坚持三条：

　　第一，最大限度地满足申诉人合理的诉讼请求。法律上不能改变原来的处理决定，但对于受害和申诉所造成的一系列实际困难，积极地想办法帮助解决。当然，有许多实际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必须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帮助解决。不能认为法律不能改，就把人拒之门外。

　　第二，要非常耐心细致地宣传有关法律，千方百计使当事人的认识能纳入法制轨道。从一些案件处理的情况来看，当事人往往是找亲戚不行找朋友，再不行找专家，如果采取公开听证的方法、请律师和法律专家来讲道理，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完全不讲理的人是个别的。有些同志法律水平有限，为人民服务意识不强，就做不好说服工作，当事人就不能接受。

　　第三，对个别申诉时提出过高要求，经再三解释仍然坚持，甚至采取过火行为的，要坚持依法处理。

　　江必新：应当说，最高法院特别是肖扬院长是非常重视解决申诉难的问题的。我们湖南高院对申诉问题的解决也是非常重视的，下了很大功夫，要求每个人必须带着感情去处理申诉问题。我们经常提醒法官们进行换位思考：假如你是一个上访人，你希望法官怎么对待自己？假如上访人是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你会怎样对待？我们还特别提醒湖南省各级法院的法官关注那些“穿草鞋的”弱势群体。“穿皮鞋的”强势群体能找大律师，也可以找人给他们批条子、提建议。但弱势群体既没钱请律师，又很难找到人批条子、提建议，而且很多人还不太懂法律。最不容易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的是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些人，一定要关注他们的诉讼权利。

　　我们在再审方面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即“可能有错立案再审，确有错误依法改判”。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的申诉案件，就可以进入再审程序。

　　此外，我们还实行了严格的责任制，即应当发现问题而没有发现，致使当事人申诉不止，最终被他人发现属于错案而依法纠正的，就算办了一件错案，就会动用严厉的惩戒机制。

　　要切实解决申诉难，有必要把“宽进严出”的政策法定化。最好是建立有限制的三审制。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改革司法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即将公布的第二个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已有所体现。

　　再审制度改革的取向，就是要还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个公道。但是困难仍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法官配备严重不足。今年最高院工作报告中提到全国全年受理案件共787万多件，每年以将近百万件的数量递增，凸显了法官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解决申诉难和执行难，正是湖南高院今年要重点突破的两件难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建议由全国人大对信访统一立法

　　李汉宇：作为律师，我注意到，刑事案件申诉有个特点，相当多案件都申诉到最高法院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告“御状”的传统根深蒂固，总要把官司打到最高裁判机关，好像才了了心愿。

　　真正不顾一切，每天到信访接待室里一遍遍去递材料、递状子申诉的，绝大部分都是无权无势的草民百姓。这类案件，能得到法律帮助的很少，通常没有标的额，律师不愿接手，还有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还有的当事人，对于地方一审判决不信任，因此把希望寄托到最高院。涉诉、涉法案件中，这一部分当事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大。

　　我常常想，司法不公正带来的最大危害是，你判错一个案子要失去一片人心，失去对法律的公信力。我们确实应该从制度安排投入更多理性思考，比如现在既然有大量案件由于传统文化等各方面原因都是往最高层走，我们的立法机关能否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实行三审终审？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搞了一个模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推广，定为“贵阳信访模式”。即由人大常委会实行信访接待员制度，通过人大组织包括政府、法院、检察院的法律咨询员来接待上访，由人大监督解决问题。此举效果非常好，满意率90％。

　　这种模式跟法院、检察院自己纠正自己的问题不一样，毕竟有人大盯着，还可以组织听证，更具公信度。

　　不久前，国务院刚刚修订了信访条例。分析我们国家目前的信访制度，我个人认为信访不适用行政法规的形式。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只能覆盖国家行政机关，对司法系统怎么办？

　　目前，涉诉、涉法案件汇总到信访部门，其根据就是信访条例。

　　而法院对申诉案件改判率很低，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权抗诉的方式来救济的案件也非常少。这就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老百姓反映大。

　　关于信访立法，我主张由全国人大进行统一立法，依照权力机关的监督，把司法行政的信访问题统一起来，加以研究，从源头上、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

　　中国改革两大突破口：民生与法律

　　吴忠民：司法正义是什么？我们国家强调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公正的载体是靠法律制度来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人们对法律要求越来越迫切，但当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与老百姓需求有一定距离，把法律制定好、执行好，难度很大。

　　这种现状与中国正处于特定转型时期有关，转型期的中国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进入大调整时期，由过去普遍受益的计划体制格局，进入了一个利益获取不对称时期。有的群体在利益方面有所增进，另一部分群体有可能受到损失。伴随着人们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要求普遍特别迫切；

　　第二，社会转型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规则的真空时期。旧的规则不管用了，新的规则体系还没系统建立起来，包括法律的不健全、已有法律存在漏洞、现行法律是否是良法，这些都需要重新调整。司法队伍的社会群体的职业化水准不够成熟，可能有些涉诉上访喊冤，不一定是合法的，而有的法官裁判也不一定是很在行的判决；

　　第三，社会处于普遍焦虑期。人们对自己的前景有不确定感，各种人物此起彼伏的命运沉浮，也产生不利的示范效应。人们怕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就造成了越是转型时期，人们对法律越是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当前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执行难度特别大。中国的改革必须以两方面为突破口，一大突破口是民生，另一大突破口是法律改革要先行。用法律巩固已往的经济改革成果，同时在未来的改革中寻求一种可以得到保障的可以预见的东西，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信仰。